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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酒文化与养生（第1页）

第三部分酒文化与养生

第一章综述部分

第一节中国酒文化的起源和历史渊源

酒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酒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具体地说，酒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原始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有了酒，就需要酿酒、贮酒、饮酒的器皿，于是，激发了雷公造碗的动机和积极性，引发了制陶业的产生，促进了陶瓷事业的发展。以后，人们发现了铜，用青铜器代替了陶瓷酒器，刺激了青铜器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冶金业的发展。从史籍上可以看到，商代的十三族中，有“长勺氏”和“尾勺氏”两上部族专门从事酒器生产。

2。对于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酒，更刺激了农业的发展，这正就如宰牛促进了养牛业一样。

3。促进了古代化学工业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酿酒的发酵功夫上。有了酒，就需要研究它的酿造和发酵技术，于是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

4。丰富了民族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知道，从酒的最初出现，就已经被认识和加以运用，随着医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酒也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医学领域的许多地方，比如：外用消毒、内服活血、作为药引子以及后来的药酒等，都是酒在医学行业的突出体现。

5。酒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6。酒对于人际关系的交往和礼节的进步都起到的积极的进步作用。

酒曲的发现和利用

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群开始有了“吃不尽的米粮”，然而，由于存贮条件有限，剩余食物屡屡变质。这些变质食物有的酸败腐坏，有的却形成可食用的酒。这些酒，尚属于自然发酵的酒。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民族先民们开始观察食物成酒的过程，探究其原因，并摸索以人为手段促成食物发酵的途径，寻求人工发酵的方法，于是，万山丛中的各种酒药植物逐渐被识别与利用，使之成为天然酒曲。

酒曲植物的发现与利用，在酒业生产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少数民族先民们由服从自然力到欲求自然力、由顺从自然规律到掌握利用自然规律历程的直观反映，是先民们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根据各民族酒曲来历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各民族群众中，发现酒曲的人多是猎人或从事农耕的男性先祖，因此，可以认为，有意识地采集、挖掘能诱导食物酵化成酒的植物，应在母系氏族晚期或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后。

流传于云南彝族社会的彝文典籍《万事万物的开端》说，彝族祖先色色帕尔从馊饭中悟出了酿酒的道理，但他为寻找酒药却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最终仍没有获得成功，后来是他的徒弟火洛尼咎继续努力，依靠集体的智能和力量，最后才找到会成酒曲的草本原料及合成办法。酒曲不是一朝一夕由某一人发现的，而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歌谣以极其优美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既艰辛曲折又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在历数发现酒药的艰难曲折时，表达了对酒的由衷赞美，也揭示了彝族先民们“劳动创造美好、劳动创造生活”的古朴思想观念。歌谣提出“做酒曲要用十六种草药”。流传于云南禄劝、武定一带的彝文古籍《根本·酒药歌》则认为，做酒曲的草药共有十二种，并且指出类别，说明制作酒曲的办法。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嚼米酿酒法。《魏书·勿吉传》载：当时的“失韦”人能够“嚼米酝酒，饮之能醉。”《稗海纪游》载，台湾高山族，“其酿酒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纳筒中，数日成酒，饮时入清泉和之。”“嚼米成曲”，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酒曲制作方法。

宋元以来，少数民族聚居地云南的酿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水酒的民间酿制饮用已十分普遍。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历滇，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云南酿酒业的生产及消费状况。这表明，滇中各族群众对酒曲的利用已达到了很熟练的程度。明代，民间出现了专事酒药配制的人。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漫游云南山水，沿茶马古道，由今云南楚雄的南华县进入大理的祥云县境内，“下山过一村，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过一小海子，其北岗上有数家，曰酒药村”。酒药村，其地今已不详，但以酒曲为村名，可推测当时即开始了一定规模的酒曲商品化生产。

明清以后，随着植物医药学的发展，少数民族对用以配制酒曲的植物的认识愈加深入，许多民族已能根据酿酒的原料，通过调整酒曲中某种植物成份的比例，来酿制和调配不同品味、不同色泽的酒，以适应不同的饮用要求。

各少数民族制作酒曲的原料因地域、民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祜族把柴胡、香树皮、香蕉皮、桔子皮、草根、带辣味的某些植物的秸秆和果实等和在一起，用铁锅炒熟并煮一夜后，晾干、舂碎，再掺入老酒药，藏捂在稻草中，密封发酵即成酒曲。藏族的酒曲另具特色：采用一种叫“木都子格”的植物，拌以鱼、山羊、野牛等动物的胆汁，碾成粉末，再加入面粉和少许凉水捏成饼，用细绳串在一起，挂在屋墙上，风干即成。彝族配制酒曲用料最多，所选配料，能根据酿酒的原料、季节以及酿酒人对酒的品味和色泽的偏好，在酒曲原料的选择、比例和配制程序作适当的调整。彝族配制的土酒曲中常用的成份有：酒药花、柴桂叶、地门冬、天门冬、马风头、黄蜂、小松根、老母猪耳朵草、山萝卜、小黄苓、穗呆子花、龙胆草、山薄荷、草乌、辣椒、麦芽、老母猪辣杆、乱头发、小青草、绿藤、苦草、黄萝尾、马鞭稍、山胆参、何首乌、小毛竹、红地芋、红天麻、地草果、蜂蜜、蜂包壳、麦面、荞面、玉米面。也有少数民族对酒曲的认识与利用起步较晚。如深居深山老林的拉祜族苦聪人虽然有长期的酿酒历史，但却不能配制酒曲，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仍靠交换关系，用兽皮、熊胆、野三七等林产品向周边的汉族、哈尼族换取酒曲，酒曲也因稀缺而成为苦聪人生活中的贵重物品，甚至在祭祖敬神时也用酒曲表达心意。这种状况，是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考古资料对酿酒起源的佐证

谷物酿酒的两个先决条件是酿酒原料和酿酒容器。以下几个典型的新石器文化时期的情况对酿酒的起源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裴李岗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6000年）

（2）河姆渡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5000年）

上述两个文化时期，均有陶器和农作物遗存，均具备酿酒的物质条件。

（3）磁山文化时期

磁山文化时期距今7355-7235年，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遗址中发现的“粮食堆积为100立方米，折合重量5万公斤”还发现了一些形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有人认为磁山文化时期，谷物酿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4）三星堆遗址

该遗址地处四川省广汉，埋藏物为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2870年之间的遗物。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青铜酒器，其器形有杯、觚、壶等。其形状之大也为史前文物所少见。

（5）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挖掘到大量的酒器。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有一组合酒器，包括酿造发酵所用的大陶尊，滤酒所用的漏缸，贮酒所用的陶瓮，用于煮熟物料所用的炊具陶鼎。还有各种类型的饮酒器具100多件。据考古人员分析，墓主生前可能是一职业酿酒者（王树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中国烹饪》，1987。9）。在挖掘到的陶缸壁上还发现刻有一幅图，据分析是滤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