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再见时,他们的记忆里却是偶尔吃我家的一顿饭,或者喝我家水缸里的冷水,或者偷我家后院里的枣子。他们的注意力在我家的果木树上,而我的注意力在他们身上。
地球的眼泪——凉水
舅爷家有个老磨坊,坊后靠山根有块地,地与山根接合处有一眼泉水,一年四季泉眼里“咕嘟咕嘟”冒出地下水,从不间断。不曾改变的,是泉水的温度,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温度恒定。即使是大热的天,这股水也是凉凉的,我们称之为“凉水”。泉眼像一只眼睛,一只流泪不止的眼睛。我常想:不知道它受了什么委屈,有这么多的眼泪。
难道是在地球内部没有它的立身之处?它逃也似的离开那里。按理说,眼泪该是苦涩的,可泉水明明是甘甜的。那应该是欢喜的眼泪吧。
我不禁想,水到底带来地球深处的什么讯息呢?我还没想明白时,它已经变了好几个模样,让我不由得惊叹。那么地球内部的热烈呢?凉水太愚钝了,它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泉水太老实了,一点都没带来。难道它被地球边缘化了吗?但是,不管你用何种眼光看待它,它依然我心永恒,不急不忙,不冷不热,不因外界而改变,誓与天地共存亡。
周围的土层已经被水冲得没有了踪迹,只剩下指甲盖大的、黄褐色或者青黑色的小石头,和一些细小的石子儿。这些石子儿虽然小,但是稳稳地躺在那里,任水在身上流着,纹丝不动,践行着“稳如磐石”的誓言。这股水清澈若无,没有一点杂质。水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源源不断。阳光下,波光粼粼,五光十色。在微波里,水面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从各个角度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在我的眼里,它像一个放大镜,随时调整着焦距,将随着水波而变幻莫测的石头呈现出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忽黄忽绿的影像。
处于地球表面的我们,是渺小的,对待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可没有来自地球内心的这股凉水这般稳重和执着。
记忆里,当连天的暴雨使河水浑浊不能饮用时,这股凉水就解决了人们吃水的大问题。
于是,刀口坝到安乐寨的路上,提着茶壶、水桶的人在忙着提凉水回家煮饭。我和弟弟人小,一人提着茶壶,一人拿一根木棍,也跟着大队伍去提水。茶壶里灌满凉水后,将棍子从茶壶的手柄处横穿过,一人逮着木棍的一头,摇摇晃晃地抬着回家去。往往是到家了一看,只有半茶壶水,或者更少。原来走路的颠簸将茶壶里的水洒在回家的路上了。
这一来一去,至少得一个小时。我想:茶壶至少有个盖子,水桶没有,岂不是拿水桶的人的水全洒在路上了?于是我注意观察,发现情形却不是这样。别人的水桶里至少有多半桶的水。我疑惑了:用桶提水的人怎么做到水不洒出来的?原来,他们在桶里放了叶子,或是一片牛蒡叶,或是几片核桃叶、柿子叶,或者几片鱼腥草的叶子,或者是谁家地里的小白菜的菜叶。找不到叶子时,旁边草丛的嫩枝条,按照器皿的直径别来几枝,放在水面上。顿时,水安静了下来,虽然在上下跳动,但是不会漾出来。原来如此!**的水是流动的,在地球的引力下,在摇晃的外力下,还没有伸出头的水,就被叶子或者树枝给按了回去。我们也学着在茶壶里放上叶子,到家时一看,果然水还有很多。
事事皆学问,果然一点不假。
水的随意几乎让人认为它没有初心。之所以水没有形状,是因为它豁达。装在桶里就是桶的形状,装在盆里就是盆的形状。水不像桶或盆,固守着初心不变,坚持着原则不变。它没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可能是水的这种随意,才让它能被舀在锅里、装在碗里。
记忆里下雨天的凉水是珍贵的,是峰回路转的惊喜,是绝处逢生的欢畅,是生活的温馨及满足……
生命的顽强
奶奶的妹妹——姨婆家,就在碉楼的下方。
一只麻灰色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刚孵出几天、长着黄色绒毛的小鸡,在宽大的院子里用爪子在土里翻找着虫子。母鸡找到了一条蚯蚓,抬头发出“咕咕咕”的声音。正在四处打闹玩耍的小鸡们听到妈妈喊吃饭了,高兴地扑腾着小小的、露出粉红嫩肉的翅膀,跌跌撞撞地跑到母鸡跟前伸出黄黄的小嘴,贪婪地吃着妈妈找到的美味佳肴。一只小鸡耷拉着脑袋,迈不开步子。姨婆说小鸡病了。不一会儿,这可怜的小鸡倒在了地上,无力地眨巴眨巴眼睛,又闭上。它圆圆的灰白色的眼睑,将乌黑明亮的眼珠严严实实地盖上,将自己深陷于黑暗之中。我着急地又喊又跳,希望能唤醒它。这么幼小的生命,谁都不忍心放弃。姨婆拿来家里洗脸的瓷盆,将小鸡放在盆子底下,用一根木棍在盆子上敲打着。
当当当地敲打十来下后,掀开盆子看看:小鸡抬起灰白色沉重的眼睑,慢慢地睁开了紧闭的眼睛,露出有一圈暗红色的黑眼珠,无力的眼神和我对视,紧紧蜷缩着的腿慢慢舒展开来,爪子摸摸索索地在地上寻找着支撑点,要挣扎着站起来。几次失败后,小鸡终于站了起来。太好了,一条生命得救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愉悦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
这件事给我的愉悦感是强烈的、永久的,不容置疑,在记忆深处顽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几岁的我,知道生命的可贵,知道对生命的怜悯。对于小鸡的命运,对于生命的珍惜,在以后的岁月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吃酸梨的爷爷
记得小时候,安乐寨的杨继昌(班老六)爷爷,我们小孩喊“吃酸梨的爷爷”。我们把用大拇指和中指弹额头称“吃酸梨”。杨爷爷是县政协委员。他每次开会或者上街路过刀口坝时,总会拉住路上玩耍的小孩子,不论是谁,都会在他们的额头上轻轻地弹一下,小孩子摸着额头咧嘴四处跑开,他哈哈大笑,从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糖果,发给这些小孩。所以这些小孩子对杨爷爷又爱又怕。从此,一有小孩喊“吃酸梨的爷爷来了”,小孩子们便四处逃散,然后站住回头和爷爷相视而笑。
其实,杨爷爷对小孩是无比的疼爱。给孩子们弹出的是他的爱心,只是稍稍加了一点俏皮而已。在我们这一代刀口坝孩子的心目中,吃酸梨的爷爷代表一种久违的关怀,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情感,使人温暖。
杨爷爷从来没弹过我的额头。我是女孩子,他心疼我。但是糖可从来没少过我的。
吃酸梨的爷爷给我们留下了又甜又痛、又欢乐又憧憬的记忆,就像是在昨天,吃酸梨的爷爷口袋里装着满满的一口袋糖果,在寨子里转着,在逮小娃玩“吃酸梨”的游戏……我的老太
奶奶回娘家,有时会带上我,那时我老太(奶奶的妈妈)还活着。
她是厨子的妻子,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为头上包着的黑色的帕子下,是一张被烟熏得黑黑的脸。额头上有几道横着的黑黑的皱纹,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画的丁老头画像的额头。穿着蓝布大襟的衣服,黑色裤子。一双大脚板,虽然在那个时代是另类,但说明老太是靠劳动养活自己的。她在安乐寨的河边看磨坊,在磨坊旁的一间小房子里吃饭、睡觉。一个火垅子,具备取暖和煮饭的功能。老太抽兰花烟,衔着烟嘴猛吸一口,两侧的脸颊向内凹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这一凸一凹的表情,使我常想:抽兰花烟,得使多大的劲?随着深深的吸气,烟锅子里的烟丝露出红红的颜色,老太的脸庞成了黑红色。当每个肺泡吸足了饱含烟草的气体后,随着肺泡的关闭,两股白白的烟子从鼻子里排了出来。老太的手指配合着呼吸,不停地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往烟锅子里压着烟丝。看着老太黑黑的厚厚的指甲卷成一个圆筒形朝一边斜去,我想肯定是烟锅子的火把指甲烧成了这样。
柴火将房子和老太的脸一并熏成黑色,这黑色是老太一生的累积、岁月的沉淀。
老太没事时总会站在磨坊的门口,和过路的人说说话。看到我和奶奶来,老太高兴地拿出蓖麻在锅里炒熟给我吃。蓖麻在热热的锅里跳跃着,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像是过年放的鞭炮。炒熟的蓖麻香香的、脆脆的,牙齿用力咀嚼,使蓖麻破壁释放出浓郁香味,瞬间香味充满了整个口腔,令人回味无穷。或者,装了一戳瓢核桃,砸给我吃。在那个时代,这是老太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一整天,口里都是蓖麻的特殊香味。而奶奶把蓖麻叫“麻麦草”。
于是,在这种香味的刺激下,和蓖麻有关的“吃人婆”的故事,在我脑海中呼之欲出。奶奶几乎每晚给我讲同一个故事的同一个场景:吃人婆藏在被窝里悄悄地吃着小娃的手指,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小娃问:“婆婆,你吃的什么,我也要。”吃人婆说:“我吃的麻麦草,娃没牙咬。”这是奶奶会讲的故事之一。天天听这个故事,我乐此不疲。
而奶奶说到“我吃的麻麦草,娃没牙咬”时,我总会抢着先说出这句,这个故事在我的大脑里生根发芽。在奶奶充满爱心的描述下,吃小娃的吃人婆,在我的心里就像奶奶一样,完全没有狰狞和恐怖,竟然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形象,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记不得是奶奶没讲完整,还是我的记忆有遗漏,当着一个小孩吃另一个小孩,还要撒谎说吃的麻麦草,逻辑上怎么也不对。我真想问问奶奶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可惜,奶奶早走远了,她听不到我的声音,更不会管我心中的疑惑。我像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前后左右都是水,我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才能走到岸上。我无数次给这个故事设计了无数种开头和结尾,不知道哪一种才是当年奶奶的叙述。奶奶很少给我托梦,她不想管我了,彻底撒手。如此,不知道我还得要用多少年才能选对正确答案……也许,此题无解。
也许,奶奶在训练我讲故事的能力。
也许,当我给我的孙儿讲故事时,我选择的一种叙述,就是孙儿一辈子的记忆。他不会选择,这样会不会抹杀孙儿的想象力?
我继续用戳瓢,在记忆深处打捞着关于安乐寨的点滴……记忆里的安乐寨还有很多永不谢幕的事和不曾忘记的脸,其中有我的大舅爷。他在安乐寨属于有文化的人,长期当会计。大舅爷是奶奶的大兄弟。计划写这篇文章时,大舅爷是奶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兄弟。
亲人间肯定有心灵感应。我不知道大舅爷就要离开了,心里莫名的烦躁,觉得必须要写一篇关于安乐寨的文章才行。中午动笔开写,当天晚上十一点接到电话,说大舅爷去世了。我断断续续写完这篇文章时,舅爷已经长眠于生他养他的故土一个多月了。再一想,至亲的人里,我已经无爷爷可喊,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
生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无论这个寨子如何变迁,永远不变的是对于一个寨子的记忆,还有寨子里不随时光消逝的那些建筑、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