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邹露都没有接话。
电梯到了,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我走进去,转过身面对她。她也看着我,没有跟进来。
电梯门快要合上的时候,她忽然伸手挡了一下门。门重新打开了。
“下个月八号的活动结束之后,”她说,语气很平淡,像是临时起意,“我请你吃饭。单独。”
然后她松开了手,退后半步。
电梯门缓缓关上,在最后一丝缝隙里,我看到她嘴角弯了一下——不是职业化的笑容,是一个很淡的、带着一点点卸下防备的弧度。
我靠在电梯壁上,手里攥着那份合同,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她今天一整天强撑着的状态——那种明明已经很累了,却依然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无懈可击的劲儿。
还有那个眼神,那句话:一个人撑一件事,能撑多久?
电梯到达一楼的提示音把我拉回现实。
走出大楼的时候,冷风像一把没开刃的刀子,贴着地面旋过来,从裤腿缝隙里钻进去。
杭州的十二月就是这样,白天晒着太阳还算暖和,一到傍晚,风里就开始带刺了。
我把夹克的拉链拉到顶,缩了缩脖子,正低头掏出手机准备叫个车,余光忽然捕捉到一个身影,让我手指顿了一下。
大堂外面台阶下站着一个人。
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深灰色羊绒大衣,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手里捧着一束花——不是那种路边花店随手包的满天星配玫瑰,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搭配:白玫瑰为主,间杂几枝尤加利叶和淡蓝色的绣球,包装纸是素净的雾面灰,用麻绳捆扎,低调又讲究。
他站在台阶下面,身姿笔挺,但那个笔挺的姿态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紧绷感——像是一个等待面试结果的人,表面镇定,内里已经绷到了极限。
他的脚边还放着一个日式布质保温袋,深蓝色,菱格纹,看起来不便宜。
我没继续打量,这样实在有点不礼貌,低头看手机准备叫车。
“程老师。”
身后传来邹露的声音。
我回过头,看到她拎着包快步从大堂里走出来,大衣的扣子还没来得及系好,腰带在身侧晃荡着。
她显然是追出来的,呼吸有些急:“你叫到车了吗?这边不太好打车,要不我送你一程——”
她的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因为她看到了台阶下那个男人。
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那个男人在看到邹露的那一刻,脸上露出了一个复杂的表情——有期待,有紧张,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讨好。
他捧着花往前走了两步,停在台阶下面,仰头看着邹露。
“露露。”他叫了一声。
那个位置选得很精准。既不会靠得太近让邹露觉得被冒犯,也不会离得太远让邹露可以装作没看见直接从旁边绕过去。
“我听说你今天公司有个重要的签约会,想着你这几天肯定忙得顾不上好好吃饭,就顺路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他弯下腰,提起脚边的保温袋,然后又直起身,把那束花往前递了递,动作流畅自然,像是排练过很多次:“恭喜你。”
这三个字说得真诚,诚恳,不带任何阴阳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