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烈的父亲苏建国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
苏建国是个退伍军人,在长沙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三十年,从车间工人做到车间主任,然后从车间主任下岗,然后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
他的手很巧,什么锁到了他手里都能开,但嘴很笨,一天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
苏烈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吃晚饭时,苏建国坐在饭桌对面,低着头扒饭,一句话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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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苏建国出门摆摊前,在苏烈房间门口站了几秒,然后走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这样——沉默,但也没有任何负面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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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苏烈回家第六天晚上,苏建国喝完二两白酒后,突然开口了。
“你那工作,伤不伤身体?”
不是谴责,不是质问,不是“你怎么能干这个”。
是“伤不伤身体”。
一个退伍老兵、前车间主任、现锁匠,用他最关心的角度切入了一个任何父母都觉得难以启齿的话题。
苏烈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回答:“不伤。我练过功夫。”
苏建国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酒。过了很久,说了第二句话。
“你小时候在榕树下背书的那个老头,我见过。”
苏烈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不是在你背书的那些天。是你背完书之后,他走了的那天晚上。”苏建国看着酒杯里的酒面,声音很平,“他到咱们家里来,跟我谈了一个小时。说你是万中无一的苗子,说他教了你一些东西,说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说你将来会去很远的地方,跟很多女孩子打交道。”
苏建国抬起头,看着苏烈。“我当时觉得他是个江湖骗子。差点报警。”
苏烈没有笑。他在等后面的话。
“但他说了一件事——”苏建国把酒杯放在桌上,食指在杯口慢慢画圈,“他说你十八岁那年会有一次劫。如果练了他教的东西,就能过。如果没练,会废一条腿。”
苏烈的呼吸停了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