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嘴唇在氧气面罩里动了一下,像是在问——你整亲?
“冇事。俾铁屑弹咗下啫。”她握住他的手,把他的手从创可贴旁边拉下来贴在脸颊上,“你望下你自己,成身都系伤,仲挂住我鼻梁贴块胶布。你系咪痴线??”
他在氧气面罩里露出一个很淡的弧度。
那个弧度被塑料面罩遮住了一半,但她看得出来。
她把他的手贴在脸上,感受着他指腹上熟悉的薄茧和微弱但稳定的温度。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轻轻擦过她的颧骨,和她记忆中无数次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的动作更慢一些,因为每动一下都要牵扯到胸口那道刚刚缝合的伤口。
“你应承咗我唔会死。”她说,声音突然变得很哑。
他看着她,用沙哑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冇食言。”
她低下头,把脸埋进他的掌心。
肩膀轻轻地、克制地颤抖了两下。
他没有把手抽开,只是把手指慢慢地收拢,扣住她的脸颊,拇指轻轻摩挲着她的太阳穴。
监护仪上绿色的波形在背景里稳定地一跳一跳,和她第一次在探视窗外看到的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的手是暖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贞楠每天傍晚六点半准时出现在东区医院三楼ICU走廊。
她会在探视时间开始前十分钟到达,在护士站签访客登记簿,然后靠在走廊的墙上,透过那扇巨大的玻璃窗看护士给他换药、量血压、调整输液速度。
她看着他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转——从刚苏醒时的惨白变成了有了一丝血色的微红,从只能躺着到可以坐起来喝粥,从说一句话要喘三次到可以和她顶嘴。
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等到探视时间一到,她就推门进去,坐在病床旁边的硬塑料椅子上。
椅子坐久了会腰疼,但她从来不觉得难受。
她会给他带一些东西——有时是一杯茶餐厅的冻鸳鸯(他说想喝,但医生不让,她偷偷给他喝一口就藏在床底下),有时是一本航运杂志(她不知道他看不看,但病房里实在太无聊了),有时只是一盆从她窗台上那棵绿萝上剪下来插在小塑料杯里的新芽(“你屋企冇植物,呢个帮你养住先”)。
他把那杯绿萝放在床头柜上,每天盯着它看,好像在等它长出根来。
他们在ICU里聊了很多。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告白,也不是关于未来的承诺。
只是一些很小的事。
她给他讲警局里的八卦——付冠宇终于约了陆青青去看电影,结果买错了票,看了一部卡通片;周驰又把他那支笔转飞了,这回砸到了赵家明的保温杯,被罚写检讨。
他听着,嘴角一直挂着那个淡淡的弧度,偶尔哼一声表示好笑。
他也跟她讲了一些事。
他告诉她,小时候他父亲带他去过一次屯门码头,那时候陈祖耀刚从庙街起家,生意还没做大,亲自开一辆货车去码头接货。
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父亲把一箱一箱的货从船上搬下来,搬得满头大汗但脸上全是满足。
他说那是他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温暖记忆。
“佢??阵未系坏人,”他说,“佢系后来先变成咁。”杨贞楠没有接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他说他后悔过很多事——后悔没有反抗父亲安排的路,后悔帮父亲洗了第一笔黑钱,后悔在知道梁振邦和许志良的存在之后没有早一点把证据交给警方。
他说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想过不回来了,但每次看到新闻里提到香港,看到维港的照片,看到那些霓虹灯和渡轮,他就觉得那才是家。
他说他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在同学聚会上看到她的那一刻,主动走了过去。
“如果??晚我冇去,”他说,“我哋可能成世都唔会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