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热小说网

建立和谐生态伦理（第3页）

生态文明的公众参与要求人们不仅仅停留在珍惜自然、爱护环境上，还要求人们珍惜资源与环境，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和废物的利用与处置等过程中妥善操作，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要只追求效率。所以，人们意识和观念就要有所转变，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要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还要明白当代人和下代人所应具有的责任和权利，因为这需要多代人的共同努力。

在我国，需要政府来引导公众参与环保系统，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整个体系中不可动摇。公众会在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良性公众参与互动机制，使主体系统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得到保证。

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等相关部门，在公众参与环保的过程中，都要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国家法律赋予了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给予回应和保护就是政府部门的义务。公众参与环保事业，是一种群众运动，政府要明确这不是对群众的施舍，也不是以政府为主体组织的活动，因此，人们要将环境保护的观念普及开来，将环境保护的行为落实下去，加强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还要将环境信息公开，这是保证公众有效参与环保的基础。环境信息公开也被称为环境信息披露，是环境管理手段中的一种全新手段，这样公众就有了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而且还能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成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保证。

不仅如此，公众还要参与到环境决策中。1997年，我国《环境保护法》里有这样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环境影响评价法》在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它在环境决策民主化的推行上起到重大作用。《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这些规定都表明群众有权了解和监督关系到自身生活环境的公共决策，否则就是违法。

公众能通过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到环保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民间环保组织对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宣传起到特殊作用。民间环保组织的宣教活动一般有出版书籍、印刷资料、举办讲座，组织网络论坛等媒体方式。民间环保组织还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活动，如植树绿化、节约水资源、控制和处理大气污染以及治理水土流失、资源再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民间环保组织对政府与企业的环境也有责任进行社会监督，还可以参与环境决策，献计献策，促进国家环境目标的实现。

五、消费要合理

公众不仅要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还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消费问题上，人类要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就应该提倡合理消费。消费是生命的一种现象，因为生命只要存在，就必然会有消费活动。消费的意义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活动，而不仅是有机体活着的一种证明方式，所以消费问题从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对人类的影响深远。在消费的众多观点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主张节制的消费和放纵消费。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大行其市，人类的消费活动也变得疯狂，因此还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多是表现人们对消费的理性反省和批判。

因此人们对畸形消费的“绿色批判”和“绿色导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时尚，这也是生态问题日益得到关注的必然结果。

过度的消费已经给人类造成环境的危机和生存的困境。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曾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差别完全体现在物质消费上，因而也完全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界影响的差别上。”在社会当中，不理性的消费越来越严重，也加重了环境的压力，高消费的社会带给人类生活的不是福音，而是让人们失去对生命本真意义的体验和追求。因此消费问题与环境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人们对于消费也必须要做出认真的反思：在日常的消费中，有多少是必需的消费，而人类的消费欲望怎样才能满足呢？人类这样的消费能让地球支撑多久呢？人类如何消费，才能在地球健康状况的承受范围之内，还能让人类的生活舒适而满足呢？人类不从购买能力而是从地球的承载能力来看，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像冰箱、空调、汽车、飞机和别墅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呢？

随着人类对于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人们也认识到，人类的消费行为不要超出自然和环境的承受力，要保护自然和环境，因为全球环境是无法维持全人类过着奢靡生活的。目前，全球都开始流行绿色产品，这也反映出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已经有了重大的调整，消费的基准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单一了，人们已经学会以合乎环境保护的需要来调控自己的消费行为，这一价值标准也逐渐在生产和生活的众多领域中得到确立。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提倡生态消费，建立绿色产品开发市场和生产体系，尽量调动和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

想要调控人们的消费行为，就要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合理消费”的道德规范。从质和量这两种规定性来把握对消费的评价。消费的“质”的规定性是，“虽然消费是有机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只能构成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消费必须服从于人的发展完善这一主题，而决不能为消费而消费，使人沦为一架消费机器”。消费的“量”的规定性是，“消费在量上总是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的消费水平必须受制于人口的数量、产品的数量以及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对象诸多因素的限制，要真正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必须理顺上述各种关系”。从生态伦理学的道德规范来定义合理消费，消费文明化、消费无害化、消费适量化就是其主要的要求。

第三，应该遏制消费陋俗的抬头。消费陋俗主要是指一些已经过时了的、糟粕性的消费习惯或带有迷信性、炫耀性、奢侈性的消费现象，它们的存在必将毒化整个社会的消费领域，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消费无害化主要是“要求对人的整个消费活动——从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包装出售到被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消费掉都要进行监控，杜绝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力求将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监控主要是指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监控，还包括人们的责任心和良心。因为人们只顾眼前利益，而使许多的消费活动对自然环境已经造成很大的污染和破坏，就像以前人们用来装消费品的塑料袋都是自然界无法分解的材料，曾一度导致垃圾满天飞，而其他各种生活垃圾也是堆积如山，想要无害化处理却是非常困难。最可怕的是，人们在消费行为中，总是追求猎奇，甚至形成畸形的猎奇性消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使很多珍稀动物濒危甚至灭绝，造成生态的失衡。现在很多酒店为了利益将野味摆上餐桌，于是很多甚至专门猎捕、销售和宰杀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野生动物更是危机重重。世界各地，从大城市到闭塞乡村，都有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者和走私者的身影。近年来，因为象牙和犀牛角的珍贵，大象和犀牛被人类疯狂捕杀，数量急剧下降。每年大约有20万只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贪婪行为而送命，严重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的平衡。

怎样才是合理消费呢？影响适量消费的因素有哪些呢？有专家给出了解释：“首先是消费者的消费承受能力，其次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层次排列是否合理，再次则是消费者的规模消费系数增长是否适当。”由此可见，想要实现适量化的消费，就要求人们要量力消费，不要“寅吃卯粮”“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而且还要加强社会的宏观引导，让人们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消费结构，确立起绿色消费的新风尚，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人们的消费，要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消费方式。除此之外，人们还要将自身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保持在适当的线上。不能将消费数量增长的指标，当成衡量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进步的唯一标准。

六、控制人口规模

若说生态伦理学在现实的直接层面上提出的道德要求是提倡合理消费，那么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措施就是控制人口，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的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

人口问题早已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其产生了诸多的思考。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将人口与环境问题联系到一起，通过分析人口增长和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动态关系，来解析人口与环境问题。马尔萨斯首开研究人口增长对环境影响的先河。他通过“关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的对比分析，认为在人口过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必须抑制和积极抑制的方式，并认为人们由于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产生的主动节育的预防性抑制方式必将取代巨大的苦难和死亡。”他提出的“道德抑制”问题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社会现在探讨的问题上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定义，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

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

马尔萨斯的理论被当时很多人误用，也遭到很多的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其批判颇多，但却肯定他提出的“人口过剩”理论。这是对一种人类生存现状的客观的描述，而他关于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适当的关系的观点也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因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是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从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口自身生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的生产若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就会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反之这种比例关系失衡，特别是当人口自身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时，往往就会对环境施加巨大的压力”。

20世纪中期之后，人口的增长对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因人口的增长不断恶化，人口与环境的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生态伦理学也将控制人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控制人口的伦理依据在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类的繁衍不仅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自然因素的控制。人类本身是依存于自然而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与自然的联系。因为“自然规律使得世界上的任何物种只能保持一定的数量，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概莫能外，”所以必须从自然、从生态规律的角度，认识到人口控制的重要意义。

最后，要想摆脱目前的生态危机，控制人口规模势在必行。人口的增加就会加速对土地的开发和过度使用，加速矿产资源的开采，还会出现森林资源锐减、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在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导致环境“超载”、生态恶化的局面。因此人类需要形成“生育良心”，才能降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

控制人口这一道德规范，在生态伦理学中，总是将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放在一起，事实上，这两者也的确无法分开，因为“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才有条件来谈提高人口的质量问题：反过来，控制人口的数量又必须以一定的人口素质为条件”。

在生态伦理中，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分析都要增加一种“生态”视角。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多是认为人口质量的决定作用在于遗传或营养成分，并没有认识到环境因素对人口质量的影响，这确实是人类的一个认识失误。

事实上，自然因素对人口质量的影响是会伴随生命始终的。现在，很多权威医学家已经以真实可信的实验数据证明：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影响和破坏了环境，从而导致男性**的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不育症患者越来越多，还容易导致女性乳腺癌发病率的提高。当胎儿还在母体中孕育时，就已经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经常接触放射性物质、化学物等环境污染物就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出现胎儿早产，甚至是造成胎儿畸形等。等到小生命安全降临人间，自然因素又会伴着他们从懵懂幼儿到白发苍苍，自然环境会对人的性格和成长影响深远，人的心理和健康等诸多问题都有自然因素在其中。自然的因素成为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灵活的，机械地谈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统一并不科学，我们必须从动态变化的视角来把握。“从人类生存的现实性上来说，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激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人类从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即从控制人口入手，人类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生态伦理学提出的“控制人口的道德规范”改变了传统伦理学中的人口伦理视角，它思考生命诞生的意义已经脱离了象征意义，不再从人口增加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来考虑问题，而是会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以及摆脱现实的生存危机，从而提出对人类生育行为的道德要求，因此它更具有现实精神和实践品格。

和平，就是没有战争和暴力行为的状态，它是人类古老而永恒的价值期望，从很早就被赋予了某种道德规定性。在人们传统伦理的认知中，和平就是没有战乱，给人们一片安宁和谐的生存空间。而在生态伦理学中，和平的意义要广泛一些，其中就包括维护和平的提出，因为实现和平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障条件，所以它作为道德规定被提出来。

自古以来，战争都是和平最大的敌人。战争的起源往往开始于掠夺，但结果往往是更多的失去，它让人们家破人亡，甚至遭受灭顶之灾。有人说，环境因素是战争最初的起因与最终的结果，因为诱发战争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对资源的掠夺，而自然环境在战争过程中，难免遭到破坏，战火毁灭山林，使田地荒废，生产工具等遭到毁坏，而且战争所造成的消耗和浪费更是惊人，远远超过人类任何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消费。也因此有人认为，如今盛行的一次性消费方式的灵感就来源于战争，而战争在现代社会更是突出问题。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就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就是德国想要掠夺原料，希望取得属于法国洛林的铁矿，还有乌克兰的铁矿、煤矿等，以及比利时和土耳其、非洲殖民地的资源。而法国等国参与战争也是为了资源，不但要夺回洛林铁矿，还要得到德国的资源，以此来看，战争就是资源的争夺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与资源脱不了关系，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因为自然资源才铤而走险，资源从来都是战争的导火索，而在战争中受苦的始终是处于底层的人民。

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就有33个，被卷入战争的人口大约有15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4；战争双方大约有840万人阵亡，是欧洲过去1000年来所有战争阵亡人数的总和，除了直接参战的军人，还有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难而死去的人，大约有2000万人；大战双方在战争上的耗费有3321亿美元，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更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国家和被卷入战争的人口总数远远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物资消耗数同样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20世纪中叶以后，因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不断加重，自然资源更是成为战争的焦点，很多国家的民族之间都因为自然资源而发生战争和冲突，显然，现代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更为激烈和频繁。例如：1954年—1964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战争就是为了夺取那里的石油资源。

1967年所爆发的第三次阿以战争与共同管理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密切相关。

1960—1964年的刚果内战，主要是为了争取加丹省的各种贵重金属矿藏。

1982—1985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也与以色列企图夺取水资源有密切关系。

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显然也有资源争夺的考虑。

显而易见，战争的实质在现代社会中，多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因为自然资源的争夺而采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