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登基后,对诸功臣加官晋爵,并欲授予皇后族人宫爵。马皇后说:“把朝廷官爵俸禄私自授与外戚之家,不符合朝廷法度。何况妾身的亲属未必都是可用之才,一旦作官,很容易仗势骄奢**佚、违犯法纪,从前各朝外戚身败名裂,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本不是做官的材料却让其做官,以致于恃宠妄为而身败名裂并殃及亲属和族人,那绝非妾身之本意。”于是太祖停止寻访。
·明太祖的治国之道
一日,明太祖大宴群臣。宴席结束,太祖对御史中丞刘基说:“尧、舜这样的圣人,处于无为而治之世,尚且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德不如尧、舜的帝王,对治理天下岂无忧虑?朕依靠诸臣辅佐之力贵为天子,常常想到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政务千头万绪,真是思绪千万,夜不能眠,心中忧虑万分!”
刘基和翰林学士陶安对太祖说:“听说陛下拟仿照元朝旧制设置中书令,臣等想请太子担任此职。”
明太祖说:“模仿前朝制度,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连缺点也一并接受,就好比攀登高岗,心虽想而步不前,又如想横渡长江,划舟使退,岂可达到目的地?何况我的儿子年龄尚小,学问浅薄,阅历不多,现在应该做的是尊敬老师、学习经籍,使自己博古通今、通晓事务,善于处理问题。今后军国大事可直接启奏太子,何必非要仿效元朝让太子担任中书今,你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一日,太祖问刘基什么是与民休养生息之道。刘基说:“在于宽厚仁爱。”
此时太祖说:“不施实惠而空谈宽厚仁爱,于民无益。依朕看,宽厚待民的目的是让民众富足,得到休息。在上者不节省开支,则民财枯竭;不减少劳役,则民力困乏;不弘扬教化,则百姓不知礼义;不惩办贪污暴虐的官吏,则百姓无法生活。”
刘基叩头说:“这其实就是以仁爱之心实行仁政。”
又一次,明太祖在东阁和陶安、章溢等人议论前朝兴亡之事。陶安说:“丧邦祸乱的根源在于骄傲奢侈。”
太祖说:“身居高位者容易骄傲,身处安乐者容易奢侈。骄傲就听不进逆耳忠言,不知道门己的过失。奢侈则街立不起正气,行为无所顾忌。这样下去没有不亡国的,卿之言深合我心。”
建国初期,各府州县长官来京朝观,向皇帝辞行之日,明太祖对大家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非常困乏,好比鸟雏刚会起飞,幼树刚刚栽下,不可拔其羽毛,不可动摇其根。只有廉洁之人能够约来自己、爱护他人,贪婪之人肯定剥削他人来养肥自己。更何况有些聪明才智之士,因私心而不能发挥才干,甚而为满足私欲而损公肥私,这些都是因为私心太重所致。你们应引以为戒!”
一天,明太祖在奉天门召见京师的元朝故臣。太祖询问他们元朝的政治得失,马翌答道:“元朝以宽简之政得天下,同样又以宽简之政失天下,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太祖说:“我听说过以宽政得天下,却从未听说以宽政失天下。居上治下之道,正应该用宽。元末君臣沉溺于安逸享乐,渐渐地发展到沦丧亡国的地步,其过失在于放纵懈怠,此并非宽简之政。大致说来,圣贤之道虽宽却有一定之规,绝不把无所事事当作宽;简而不失分寸,不把疏忽轻侮当作简。适得其中,才不会产生弊病。”
·明太祖的驭臣之术
明太祖即位不久,即下诏中书省出榜在各地寻访贤人,凡在元朝为官的,一律予以采用。
太祖下令禁止宦官参预朝政和率领军队。太祖对侍臣们说:“史书上所载汉朝和唐朝的宦官之祸,是皇帝宠爱身边的宦官而自己招来的。《易经》说:‘封功臣为诸侯、为大夫,但切不可用小人二在宫廷之中,只能让宦官做洒扫一类的粗活,或是其他听候使唤的事,切不可使他们参预朝政、统率军队。如此一来,即使他们想作乱也不能得逞。宦官在宫内日夜陪侍在皇帝身边,时日一长,皇帝便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对宦官的言行偏听、偏信、偏爱,而这正是引起朝廷祸乱之源。因此,身为皇上,对宦官的言行必须慎重以待。”
陶安过去在明太祖身边任侍臣时,深受信任。有位御史嫉妒他,便常在太祖面前说他的坏话。
太祖问:“朕素来了解陶安,他怎可能有这些错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御史回答说:“是道听途说来的。”
太祖说:“御史怎可仅凭道听途说即来褒贬他人?”于是下令撤去此御史的职务。
中书省长官却认为:“御史的职责是监察陈议,有些过失应被原谅。”
太祖说:“不对,为让好苗成长,必须替它除去杂草;为任用正人君子,就必须赶走奸邪小人。凡是奸邪之人对待上司,肯定是先通过小事取得信任,然后再施展大的诡计。这个人曾经进言,朕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所以今天才敢于胡言乱语。赶走小人如同扑灭火焰,趁其火势不强时扑灭是最省力气的,否则危害将十分巨大。”
一日,明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劝太祖说:“李善长是元勋旧臣,能够调和诸臣的关系。”
太祖说:“他屡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情?不能让他做宰相。”
刘基说:“万万不可,这好比殿堂更换柱子,应该用大木头,如果用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做柱子,肯定立刻倒塌。”
李善长多次上书请求退休。太祖打算用杨宪做丞相,为此特去征询刘基意见。刘基反对说:“杨宪有宰相之才干,却无宰相之度量。宰相应该如水一般的公平,以大道理为权衡事物的标准,而绝不能掺杂个人私念。”
至于杨宪,机智能干、聪明敏锐、善于决断,但为人嫉妒苛薄,对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便利用各种机会加以中伤。在中书省时,试图全面改变省中的办事成例,便罢免了所有原任的官吏,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
适逢李善长患病,太祖见中书省缺人,即召陕西参政汪广洋为中书右丞。但中书省的公务仍由杨宪专断。尽管汪广洋持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仍不能令杨宪满意。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劲汪广洋对母亲不孝,太徂于是痛斥汪广洋,并将其放归乡里。不久,杨宪又上奏请求将汪广洋流放到海南,太祖冈此对杨宪颇有微辞,认为做得太过份,从此更加怀疑杨宪的为人品德,认为杨宪有陷害汪广洋之嫌。这时杨宪亲信刘炳又对汪广洋议论弹劾,太祖觉得这是有意诬谄,于是将刘炳关进监狱。刘炳在狱中承认是受杨宪指使,太祖更为生气,再加上以前的不满,于是下令处死扬宪和刘炳,重新召回汪广洋。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陈述时势政务,太祖嫌他写得繁杂不得要领,竟下令施以杖刑。第二天傍晚,太祖在宫中令人朗读这封上书,发现其中有四件事是可行的,于是感慨地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易。朕要求臣下直言,为的是要了解民情政事的实际情况。文词用的太多,反而令人迷惑。虽然茹太素上书,只须五百余字就足够了,但也不必打他。”
又一次,郭桓以代理尚书的身份主管户部,盗取七百余万石官粮。太祖认为此事严重,对贪脏枉法者定要严加惩处,否则将是国家百姓的大害,于是下令司衙拷打审讯,供词牵连直隶和各省大批官员,关押在狱待判者达数万人,从六部左、右侍郎到诸司无一幸免。在全国核实脏物的寄存处并予以收回,民间中等富裕人家大都因此受到牵连而破产,一时间大家都把怨恨集中于朝廷。
御史徐敏、丁廷调查上奏说:“郭桓盗粮案牵连众多人,全是郭桓所加,郭桓之所以妄加攀咬,都是司法衙门逼供的结果,这才造成了宽狱。”
太祖叹息道:“朕命令有关官署铲除奸邪,没想到却因此又产生奸邪之人侵害百姓!”于是公布榜文向天下宣示郭桓的罪行并立即处死,且将主持审案造成寃狱的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死刑。太祖此举深得民心,百姓无不称颂太祖英明。
明太祖称帝后,并未从此高枕无忧、安于享受,而是继续派遣将帅平定元朝各地残余势力及起义反元余党,历时二十年,全国才得以统一。
虽然制定律令,但犯法者却日益增多。太祖说:“本想除去贪污,为何朝杀夕犯?”于是采集官吏军民犯罪案例和处罚,编纂成《大诰》,发到官学用以考试学生,连乡里塾师也要讲授《大诰》。狱中囚徒有能读《大诰》者,可以减刑。一时间,天下讲读《大诰》成风。
当时,明太祖鉴于元末官吏贪污成风,徇私忘公,便下令对贪脏官吏,必须从重处罚,否则,国不得安,民不得宁,国必亡,民必穷。所以,在《大诰·序》开头就写道:“各官署胆敢不忠于职守而只图私利者,必须彻底追究其原因,并处以重刑。”
太祖还大义灭亲。其时为与西番互市贸易,在陕西、四川等地设茶马司,让番人以马换茶,同时严禁内地私人运茶出境。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川、陕时,却违法将四川茶叶运出境外交易,且欧阳伦所到之处,百姓均受其骚扰,欧阳伦的家人周保索要五十辆车子运送茶叶,兰县河桥司巡检因未能满足其要求竟遭毒打,巡检不堪凌辱,上告朝廷。太祖大怒,将欧阳伦、周保等依法处死,所运茶叶全部没收,对执法不避权贵的河桥官吏则予以褒奖。
太祖即帝位后三十年,即二二九八年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明朝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朝代,至于之后的灭亡,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使历史趋势了。做人,尤其是要成大事的人,也应该像明太祖那样,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带动你身边的人。相信这样的话,世界上会少很多恩怨的。没有人愿意自己到处结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