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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八假冒身份诈骗 雾里看花假亦真（第2页）

2001年7月，赵宾宾在前往内蒙古途中，家人被骗5000元，对生活在山区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无疑是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

今年9月，赵宾宾前往内蒙古打工，上车前在某火车站给姨夫打了个电话。当天深夜2：00左右，家人接到声称是某市人民医院的电话，自称是该院院长，说赵宾宾在火车上因吃了不洁食物，中途被送到医院抢救，让家人速汇款到某银行账户3万元。几分钟后，赵宾宾的“主治医生”又打来电话催要5000元手术费，如不汇款手术无法进行，医院不负责其生命安全。紧张的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骗局，天一亮即赶往市区将东拼西借的5000元汇出，随即赶往火车站准备前往该市。经在车站打听，车站方没有有关昨夜天水站送下病员的记录，怀疑是个骗局，接着与该市人民医院联系，方知上当受骗，银行的账户则是一个私人账号。原来，赵宾宾在车站打电话时，被人盯上，那人记住了赵宾宾打的电话号码，遂进行诈骗。两天后，赵宾宾从内蒙古打回电话，才知道因自己的一个电话，家人让骗子骗去了5000元。

因此我们在使用公用电话时一定要注意对电话号码的保密，不要给骗子有可乘之机。

冒充硕士毕业农民大学授课

某民办大学的历史讲师被逮捕了，理由是此“讲师”根本不是什么硕士毕业，而且对历史一窍不通，他只是一名只有高中文凭的农民。这个根本不懂历史的人竟在一所学校教大一学生历史达大半年之久，人们不仅要问，这个骗子是凭什么混进高等学府当上历史教师的呢？

此农民高中毕业后在某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读了3年英语大专，1998年他大专没毕业就跑到北京，在某私立中学教英语。当时他听一个同事讲，某大学门口有人卖假文凭，做得很逼真，价钱也不贵。听到这个消息，他心想，如果自己能有套名牌学府的研究生文凭，谋个好职业，多赚点钱，该有多好。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让该同事帮他联络此事。不久，他花2000元买的一套北京某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文凭，以及4张分别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教委、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颁发的授予其为“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兼职教师”、“骨干教师”等称号的荣誉证书就弄到了手。

文凭有了，为了日后能自圆其说，他还编了个简历：自幼读书至1990年毕业，1990年至1994年在北师大读本科，1995年到1998年在北大任教，任教期间在北师大读研，获硕士学位。宣庆和的这套“材料”后来果然为他谋职铺平了路。

他无意中看到的一本介绍中国民办大学的书给他带来了灵感。他根据书中有关福建一家民办大学校长的介绍，给校长打来电话作了自荐。不久，他又赶到学校提交了材料。他的一叠假的研究生毕业文凭以及各种获奖证书骗过了校领导。校方也没有细问，便录用了他，让他教大一历史，月薪800元，并给他安排了宿舍。

不懂历史的人怎么教历史？他上课根本不谈历史，而是海地胡天地乱吹，一会儿说他去过多少多少国家，一会儿又说他怎样周游全国。听得次数多了，大学生们也听烦了，不时有人讥笑他，有的还反映到校领导那儿，而他仍照吹不误。不仅和学生吹，他还和同事吹，使得不少同事也反感他。前几天，他又和同事吹他是校长的亲戚，校长马上要提拔他。同事把此事告诉了校长。对他的行为早有耳闻的校长立即与他研究生文凭证上的北京某大学联系，获悉查无此人，骗子的行经终于暴露。

假冒身份进行诈骗的，不止是上面提到的小坑小骗，还有些骗子给自己封了众多耀眼的头衔，明目张胆的招摇撞骗。

《生活时报》上便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

2001年10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盈福诈骗巨款近1。7亿元大案。此时，曾经威名赫赫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广州足协会长、广州市“荣誉市民”、“广州银利贸易公司董事长”等20余个头衔的他，这天终于在法庭上低下那狡诈、“显贵”的头颅。

足协副主席竟是“空手道”

刘盈福原籍广东省台山市。他20世纪70年代赴香港闯**，几年后创办了银利（香港）企业有限公司、香港盈福酒楼等企业。但在香港，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

1985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刘盈福以港商身份第一个回到广州投资，创办了“广州市英利贸易公司”，后改名为“广州市银利贸易公司”。当时广州的投资环境好，很短时间刘就赚了一大笔钱。

钱包涨了，刘盈福自然想到立身扬名。据初步统计，自1991年以来，刘给内地的各类认捐超过5000万元，堪称乐善好施的典范。然而据后来查实，在刘承诺的捐赠中，真正落实的没有几个。1992年11月8日，刘盈福为兴建广州儿童科技艺术培训楼认捐350万港元，但实际只捐了100万港元。对广东省人才基金会认捐100万元，实际也只捐了50万元。

1992年，刘盈福来到广东省花都市，得到了该市107国道旁一块面积千亩的土地（刘实际上只买下约390亩），每亩价格11万元。刘盈福声称要在此兴建一座规模惊人的盈福工业村，并许诺在花都市建一座盈福图书馆和一个盈福妇幼活动中心。刘在香港算不上富豪，买地之后，办厂、赞助需要一大笔钱，钱从何而来？他决定以土地做抵押，从银行贷款。

1993年3月，刘盈福来到花都市，以作价2。5亿元的那1000亩土地为抵押，从花都市信用合作联社贷款5000万元，从该联社所属的农信工贸公司借款5300万元，从农业银行花都市支行贷款5700万元。

巨款到手后，刘盈福却没有在花都办厂。他一方面在广州、番禺、合肥等地投资地产和酒店，一方面又慷慨捐助体育及公益事业。1992年6月，他当上中国足协副主席后更是飘飘然，忙于在媒体上露脸，在社会上立碑。

1亿多元的借贷款一年期满后，刘盈福无钱偿还。债主们整天催讨不休。情急之下，刘盈福打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歪主意。

1994年5月，为了一点好处费，某银行桂林分行某主任利用职务之便，违规给佛山市某公司经理段某贷款1200万元，段又高息借给刘盈福900万元。6月底，有关部门审计某银行桂林分行时，该项违规贷款露了“马脚”。该主任找到段、刘催债，但后者已是债台高筑，毫无偿还能力。

天无绝人之路，这位主任认识一个叫全春秀的“女强人”。“不如让刘盈福向全春秀借款后，还清银行的1200万元贷款，问题不就解决了？”主意拿定，该主任便找到全春秀，全春秀竟点头同意了，跟着主任来到广州结交刘盈福。

全春秀何许人也？全春秀，时任桂林市信利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谁也不会想到像她这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竟凭着自己在社会上混迹几年的老底，疯狂诈骗2。7亿元。

1994年6月，全春秀伪造证件、私刻公章，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灵川县支行证券营业部”的名义设立了“426”席位，采取“卖空”等手段进行诈骗。据统计，全春秀利用武汉426席位、北京CBLC席位共诈骗资金2。7亿元。在当时全春秀也成了广西大名鼎鼎的女能人、女富婆。

认识全春秀后，刘盈福马上想到自己经过几年的“摆阔”和经营不善已是负债累累，何不搞全春秀的钱？！

于是，刘盈福与全春秀搭上线，全春秀仅几次接触便被“刘主席”“重量级大人物”所折服。刘盈福见“鱼”上钩，便大吹自己在广州开有广州市银利公司等企业，正将投资巨款9300万元于广州市“中国会”饮食娱乐有限公司、番禺度假村等项目，并许诺付月息30‰。全春秀被“刘主席”的“大手笔”所惊呆了：“这刘主席才是搞大事业的人！”于是全春秀在没有任何抵押情况下，将9300万元转入刘盈福手下人提供的账户。

1995年6月，全春秀因诈骗2。7亿元巨款东窗事发，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清查灵川县支行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426席位时发现9300万元流入“广州市银利公司”，银行多次催促刘盈福还款。

为了欺骗桂林建行，刘盈福将在广东花都市的一块26。8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早已抵押给农行花都支行和花都信用社的土地再重复抵押给桂林建设银行，并向银行制定了“分期分批还贷款计划”。然而，这些计划都是一纸空文。

1998年6月，广州市中院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了一批长期欠债不还的“老赖”的名单。刘盈福因在8起案件中欠债1。7亿多元（不包括那笔9300万元的诈骗款），名列“黑名单”之首。而刘在广州的资产却不值几个钱。据知情人透露，刘盈福在广州并无实业，就连刘盈福的别墅住宅也是向某协会租的。

1998年9月，全春秀因诈骗资金2。7亿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全春秀“倒台”使刘盈福深知“大祸”将降临自己，于是逃窜躲避。桂林警方为此展开对“刘主席”的追踪，向全国进行追捕。2000年5月31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了警方对刘盈福的逮捕决定，桂林警方执行对刘盈福的逮捕。

一名熟悉刘盈福背景的人士称：刘盈福曾是广州市房管系统的一名普通钢筋工。据刘赴港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广州市机关用房管理所（简称机管所）任副所长介绍，他当年与刘是同事。60年代末期，刘盈福在市机管所里下属的工程队当工人，主要负责扎钢筋的活儿，老任正是工程队的队长。对于刘后来发家成了名人，任副所长表示“十分意外”。

有趣的是，任副所长在刘盈福走后，曾经三次在街头和刘偶遇，有一次还是在香港。每次刘盈福都“亲切”地下车，和任握手相认，点头寒暄，然后各走各路。

在公开场合，刘盈福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持有秘鲁国的护照。然而被桂林警方讯问时，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明。据了解，广州市荔湾区有关部门曾经对刘的户口进行过调查，但这事被刘盈福知道后，刘十分恼怒，通过有关途径施压，使该位曾调查刘盈福的干部差点受到处分。因此，刘盈福究竟是秘鲁人、香港人还是广州人，至今还是一个谜。

除户口外，刘盈福的档案在哪里也令人迷惑。机管所干部负责档案管理的刘主任称，在两年前清理档案时，作为已经离开的人员，刘的档案已经被送到市房管局保管。但市房管局组织部的张女士说，经她查阅，刘的档案并不在房管局。

据一位和刘盈福打过交道的知情人士透露，刘盈福在到市机管所上班之前，曾经劣迹斑斑。

一位曾在十多年前查过刘在房管局的档案的人士称，在刘的档案中有他详细的“前科”记录：他曾经偷窃别人的衣服和洗脸用的铜盆，拿出去卖些小钱；也放过黄色录像赚钱；还冒充公安到别人家里调解家庭矛盾，并收取调解费；他在原单位担任房管员时，把手下的公房私自出租，收取租金，把收来的钱大吃大喝花光。

刘盈福曾经通过各种途径宣称，在香港有三种老板：一种是有钱又有名的，一种是有名没钱的，还有一种是有钱没名的。而他自己就属于第三种人。

据一些和刘曾经接触过的人称，刘盈福出门做事总是特意塑造自己的“富商”形象。有关部门第一次与刘正式接触时，曾派出一个年轻的普通干部去和他商谈，但刘发现其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认为对方级别太低，“不配”与他接触，并故意为难来者，很不客气地将其赶走。

刘盈福很讲究衣着，浑身上下都是名牌，看上去确实像个“港商”。但一位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一和刘交谈，就可以马上发现他的缺乏教养和粗鄙不堪。据说，刘说话时，脏字不离口，动辄就喝骂下属，乱发脾气，十分粗鲁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