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公司里讨论派谁去驻场,几个老师傅都推了:那地方偏,梅雨季又长,一驻就是大半年,谁家里没有老婆孩子要顾。
最后这件事就一直搁着,等冯工从岚屿的工地回来再定。
冯工那天正好在办公室。
他五十五岁了,头发白了大半,桌上永远摊着一堆图纸,压图纸的是一块从老宅子里拆下来的青砖。
我敲门进去,说我想去桐溪驻场。
他从图纸上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用镜腿敲了敲桌沿。
“你才来三个月。”
“我能吃苦。”
“不是吃不吃苦的事。”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那个戏台是清中期的,八角藻井,整个县就剩这一座了。当地有家开发公司想拆了重建,说是危房,鉴定报告都拿出来了,文保所不认,两边一直在拉锯。你去了,不光是干活,还得会看人。”
我低头翻那份文件。鉴定报告的落款处盖着一枚红章,委托方一栏写着: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我会小心的。”我说。
冯工没有马上答应。他沉吟了一阵,忽然问我:“桐溪那边,你有亲戚?”
我张了张嘴,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
“……可能有。”
他没再追问,重新戴上老花镜,在派遣单上签了字。
“六月中旬去。每个月我过去一趟。有什么拿不准的,先拍照,别乱动手。老东西拆下来一块,就再也装不回原样了。”
我说好。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窗外又下起了雨。
……
出发前一晚,我把那二十一封信重新理好,用一条干净的手帕包起来,放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
拆开的那一封,我单独叠好,塞进了衬衫左边的口袋。
我又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他的船还在海上,卫星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我想过发一条短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什么也没有发。
我不知道该问他什么。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温若棠的女人,还是问他,信封上那两个用力写下的字,是谁写的。
我把严振东的名片放进钱包,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我没扔它。他说我会去桐溪,说得那么笃定,我想知道他凭的是什么。
奶奶的房间我没有再收拾。樟木箱放回了床底,箱盖合上,樟木味还是从缝里往外渗。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对着空荡荡的藤椅鞠了一躬。
“奶奶,我出去一趟。”
没有人应我。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地响。
……
六月中旬,梅雨来了。
高铁开出澜城,窗外的楼房渐渐稀了,田野一片一片地铺开去,水田里倒映着灰白的天。
过了苇塘,雨又大了起来,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一阵紧过一阵。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隔着衬衫,按住胸口那封信。
二十一年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丢下的那个。
可现在我知道了,这二十一年,有一个人每年都在照着我长大的样子放宽衣裳,每年都在梧桐树下站一站,再转身走掉。
我很想知道,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她叫我“渡渡”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信上的字一样,轻轻的。
车厢广播里报出了下一站的站名。我拎起背包,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