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热小说网

文革时期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在做什么（第2页）

解放后，陈毅和林彪（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革”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

“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立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的汇报！’（克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阔’一样。我顿时全身战，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

‘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林汉南，张浩之子，林彪之侄）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子毅表舅在东北做起了公安保卫工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传奇。他少年流浪上海滩的苦，现在终于变成财富了。这与我的岸英舅舅何其相似，包括他们死于非命的过早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