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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式自杀的深层意义解析（第1页）

六、日本式自杀的深层意义解析

日本式自杀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社会集团性。自古至今，它就一直是勇于承担道德义务的表现，具有“报恩”和保全“名誉”的双重伦理意义。同时。它又基于日本原初意义上的神道教信仰，使个体灵魂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有限性，与自然是性融为一体，最终回归到先祖与后辈之间的生命循环中，实现了个体灵魂的重生，亦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蕴。

当代法国哲学家卡缪指出，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严肃的，那就是自杀。自杀是人类对待生命的一种极端方式。阿瑟·丹托说过；“没有一种文化没有其对待死亡的方式，或没有对待苦难的方法。”人类在世上生存，苦难便不可避免，也许不同民族对待苦难或死亡的方式会不一样，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会把自杀列为解决方式之一。当然由于差异的存在，不同民族文化对“自杀”赋予了不同的深层意义。自古以来，日本对待自杀的态度和方式就不同于一般民族，其背后体现出的大和民族特有的伦理和宗教意义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日本式自杀的历史现象考察

自杀，可以说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世界性社会现象，它通常会被理解为是个体在遭遇无法排解的偶然性事件后的一种自我选择。但在日本，自杀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还经常是某个社会集团共同选择的解决问题方式。

典型日本意义的自杀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武士集团的“追腹”。早在封建社会保元之乱时期，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为朝的胞弟在被敌方捉住并杀害后，其家臣便在小主人尸体前切腹自杀，此种行为被后人冠以专门的自杀术语一“追腹”。此后，未能为主公战死在沙场上的日本武士就常以“追腹”来回报主公恩情。《太平记》中明文记载了日本较早的大规模集团性切腹事件。1333年，后醒酬天皇领导的倒幕武装围攻京都，保卫光严天皇的北条仲时见大势已去，遂切腹自杀，其家臣和部下武士432人接连切腹，追随北条仲时。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现统一，“追腹”之风也更为盛行，藩主们通常以手下追腹的武士人数众多为荣。

到了近代明治时期，原型意义上的日本式自杀除了仍然保有“追腹”的形式外，还逐渐加入了新的内容。1912年，明治天皇下葬的当天，乃木希典大将及其妻乃木静子双双追腹殉死，以回报明治天皇的恩德，乃术希典因此被奉为明治“军神”。明治及其后的帝国主义时期，集团性的自杀事件频繁出现。1933年初，伊豆半岛观光胜地三原山死火山喷口，一名少女跳下自杀，马上引起了一股自杀风潮，到1936年，从三原山喷口跳下自杀的已过千人。1944年塞班岛战役中，日本守军三万余人除战死外，全部自杀，岛上日本居民中约二万余人也在“向天皇尽忠”口号的激励下集体自杀。据统计，两次世界大战中，仅剖腹自杀以向天皇效忠的日军高级军官就有近六百名。

这种具有集团性的自杀传统延续到今天，现代日本社会仍然无法克服这一文化顽疾。所不同的是，现代日本人很少苒去选择“切腹”的方式，但仍经常会让人领略到自杀风气的惊愕和震撼。1986年，日本国铁平均每周有一名员工自杀，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自杀风气。同年，18岁的女歌星冈田有希子跳楼身亡，日本又随之掀起青少年的自杀风潮。1998年，以经济的持续萧条为引线，日本掀起了“经理自杀”之风，夺走了713名经理的生命。此外，“班级崩坏”和校园暴力导致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日本，家庭集体自杀——“一家心中”（“心中”是日语中的一个词汇，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频频发生。1988年，日本有据可查的“一家心中”案件达400多起，夺走了1000多名父母和儿女的生命。近年来，网络集体自杀也困扰着日本社会各界。近10年来，日本官方每年公布的自杀人数都超过三万人，自杀率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可见，日本的自杀风气由来已久，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和社会集团性。

日本式自杀背后的伦理意义探索

至此，不禁要问：日本社会的自杀率如此之高，难道是日本人喜欢自杀？当然不是。保存生命是生物的本性，任何物种都有自觉逃避死亡的本能。因此可以说，自古至今。如此众多的日本人既然都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必定有其想用生命的终结来换取的某种意义。从伦理角度来看。日本式自杀正是日本社会对待人生和生命的一种现世道德方式，这种道德思维渗透在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血液中。对日本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种道德思维的关键在于日本人对“恩”的理解。总体来说，日本人认为恩情是一种债，不能轻易欠下。一旦受恩于他人，必须予以偿还；如果偿还不了，名誉就会受损，产生“耻”感；而如果耻感一直无法消除。最后自杀就成为了抛除这一切问题的终极选择。

封建时期，日本武士剖腹自杀主要出于报答主君的“恩”和维护自身名誉的需要。在封建武士团内部，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上下主从关系。武士依附于各自的主君而生存、获得荣誉和地位，主君对臣仆最重要的恩顾，就是给予他们领地或其他利益。对于武士来说，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就是要对主君尽“忠”，为主君的利益战斗至死，以此作为对主君“恩”的报答。而通过尽忠，武士还可以获得集团所称颂的“名誉”，保住其立足于社会的“资格”——武士身份。室町时代，日本著名武士足利义满在《竹马抄》中强调，“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意”，“不可惜有限之生命而遗永世之恶名”。“追腹”殉葬便成了日本武士对主君尽忠报恩最常见的、最极端的形式；剖腹自杀也是对自身“名誉”受辱时洗刷耻辱、维护名誉的最终途径。“武士在牵涉到名誉问题时，接受以死作为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钥匙。”武士把战败、被俘或者死在他人刀下都当作对名誉的玷污，自杀就成为全忠义、保名节的最高体现。

到了近代，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天皇崇拜开始盛行，日本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伦理关系变为君民关系，对天皇一元式的“忠”取代了封建时代对各自主君多元式的“忠”。日本式自杀被赋予了天皇崇拜的意味。只有为履行对天皇“忠”的义务而自杀，才具有最高的、绝对的道德意义。封建武士道传统遗留下来的“名誉”观念得到继承，日本人把战败或被俘视为莫大的耻辱，并将这种耻辱与天皇的“神性”及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联系起来。自杀成了“舍生取义”、保全天皇和大和民族精神上的荣耀的根本途径。对天皇的“忠”以神道所宣扬的君民之间先验性的家族血缘关系形成的“皇恩”为逻辑前提。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式自杀比封建时代的“追腹”，更强调臣民对天皇单向的道德义务。

在现代日本社会中，日本人则更习惯把自己称为“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日本人认为在日常与他人接触的生活中，不断地增加着新的恩情债，“知恩报恩”才是最高美德。现代日本人的“忠”也从“恩”中派生，即个体必须忠于给自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公司或其他集团，而自杀则被视为是“报恩”、保全“名誉”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日本青少年自杀现象频发，最主要的社会原因有两种：第一，亲友的恩情债和过高的社会期望，对日本青少年造成巨大的学习压力；第二，校园暴力等“班级崩坏”现象对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日本青少年的人身尊严（即“名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归结起来，两者都共同指向一个更为深层的伦理原因，即由“报恩”和“名誉”带来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只能以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来履行“报恩”和保全“名誉”的双重道德义务。其他日本流行的自杀事件，如“经理自杀”、失业自杀和“过劳死”等，也主要是为了报公司之恩、保忠诚之名和洗刷工作失败带来的耻辱。另外，日本社会很多老年人倾向于自杀，是因为他们担心亲友在生活上的过度照料，使自己背负无以偿还的人情债，自杀可以免除由这种人情债带来的愧疚感，还可以保全生前的“名声”。

与强调生命应该刚健有为的儒家生命观、认为自杀即是对生命犯罪的西方生死观不同，日本式自杀，实质是日本人勇于承担道德义务的表现，其背后隐藏着“报恩”和保全“名誉”的双重伦理意义。再深入到日本民族文化层面分析，我们会发现。日本式自杀其实更根源于一种集团主义生存方式所产生的耻感与罪感相交织的民族文化。只有在一种集团主义生存方式中，个体才会对他人及群体的价值评价极为敏感。而这正是耻感产生的社会心理前提。日本人的罪恶感则“突出地表现在背叛个人所属的集团之时”。对日本人来说，“知恩报恩”是维护集团和谐性的根本行为准则。“名誉”即是忠于集团的外在表征。“知恩不报”与玷污“名誉”都是对集团的“背叛”，二者都会产生一种基督教伦理中“原罪”般的罪恶感；但与后者不同，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体面的“自杀”予以洗清。

日本式自杀的深层宗教意义解析

前文提到，保存生命是生物之本性，自杀是对这种生物本性的自我克服，因此，自杀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强大的精神支撑。日本式自杀除了出于“恩”的偿还、“耻”感的消除和名誉的保全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宗教精神支撑，它来源于日本原初意义上的神道教信仰。因此，揭示日本人宗教信仰的内核，是我们剖析日本式自杀的宗教意义的关键所在。

由于外来宗教文化丰富繁杂，日本人的宗教观念经过糅合，形成了复杂多元、缺乏虔诚神性的特点，其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尽管如此，“日本遵循日本高贵的先例，在不放弃本国的历史和文明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同时，采纳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东西，并将它同化了。”因此，虽然诸多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等已融汇于日本人的宗教文化中，但仍存在着一些对日本国民产生普遍影响的内在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可以溯源到以日本古神道为核心的土著信仰，并构成了日本宗教信仰的重要精神内核。

古“神道”即“敬神之道”，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自然崇拜的多神教。古代日本人生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萌生出多神论的自然崇拜，乞求与众多自然“神灵”和谐共处，以避免自然灾害的侵袭。一切自然事物，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具有神格；不仅具有“善”性的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可称为神，连具有“恶”性的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可称为神。神通过**生出包括大小众神和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自然万物具有神性，人的灵魂也万世不朽：先祖死后可以与肉身分离，灵魂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并守护着子孙。神灵和祖灵居住在一些较为隐蔽的自然景观中，譬如高原、大海、深山、森林等等，这些灵魂与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神、人、自然三者是以“生”为媒介的亲子关系，即和谐的生命一体的关系。这种和谐一体关系产生出一种宽泛的“恩”的意识：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报恩”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存在这种“报恩”关系。现代日本人在自杀地点选择时，通常对山川河流、风光名胜情有独钟。在人生最后时刻选择回归大自然，将灵山圣水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就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自己的灵魂可以与先祖的灵魂、与具有灵性的自然生命融为一体。

在自然万物和谐一体的泛灵论基础上，日本人还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灵魂循环的观念，即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前往彼世，和祖先们的灵魂一起过着和现世大体一样的家族生活；而且彼世的祖先们将商量由谁应当回到现世，一旦决定某人可以回到现世，某人的灵魂就潜入母胎重新托生。显然可见，日本神道信仰中的灵魂循环观念，既不同于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说，也异于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天堂地狱观念。日本人相信“每个日本人死后都将变成神”，生前的善恶之举并不影响来世的轮回。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普的冲动和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既有‘温和’的时候，也必有‘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则要进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须的，并且在不同的场合下都是善的。”根据这种观念，无论善恶，每个人都能进入生死循环之中。重要的是，人在现世与彼世之间反复不断地进行循环，死即意味着生，一切死都是再生。

受上述泛灵论和生死观的影响，日本人普遍认为，自杀并不是对生命的终结，也不是对生命犯“罪”，而是意味着主动实现了生命的再生。肉体的生命可以通过自杀予以结束，但灵魂却因此获得循环和重生。针对为何日本人在传统自杀行为中会选择切腹的疑问，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解释说：“所以特意选择身体这个部位切开，乃是基于以这里为灵魂和爱情的归宿之处的古代解剖学的信念”。因此，古代日本武士切腹就是象征着释放灵魂，使灵魂得以重生。切腹武士身穿白色和服也正体现出切腹并非不洁的死刑而是纯净的重生仪式。

剖腹在现代日本社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最近出现的“一家心中”、网络集体自杀无不与生命一体、灵魂再生的宗教信仰大有关联，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蕴。在神道观念中，人与自然、生与死以及善与恶之间的界限都极为模糊，反而体现出日本宗教信仰特有的“和”的意义。当自杀的灵魂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回归到祖辈与后辈之间的循环之中，就实现了与自然灵性的完全融合，这也正符合了日本民族对“和”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