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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第2页）

第三、开疆辟土，鼓励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论进行农和战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人口数量又必须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如果人与地的比例不合，则应当“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荒、辟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移民。因此，商鞅认为一方面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开荒、灌溉），一方面通过“战”获取土地，另一方面需要“徕民”（引进外国移民）以增加人口。“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从其他国家获得一些土地，但是自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对方也还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而人口远比土地更为重要。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足够招来上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秦让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既富国又强兵。大王用军队在春天包围敌国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他们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我们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我们人口却不断增加。这样对敌国是双重打击。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的观点类似，管子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人口。商鞅的移民政策不但使得秦国人口增加，而且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才，如张仪、范雎、李斯等人都是外来移民。

第四、注重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着，死者削”。商鞅认为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女人数；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综合国力取决于人口数量。目前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而根据美国2008年《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综合国力最强三个国家也是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人口数量优势，现在综合国力却能排世界第四位。战国后期，各国的文明的差别程度就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别程度类似。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力的增加。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重视农耕，粮食和人口大为增加；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商鞅变法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依照李斯《谏逐客》的说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面上刺字）其师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将商鞅车裂。但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的新法未废。

秦惠王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李斯《谏逐客》）。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公元前313年的时候，“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史记。张仪列传》）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睢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大胜赵军。占领和蚕食东方六国大片国土，使楚国国土缩小一半，魏国、韩国国土缩小23，赵国缩小13公元，并不断离间六国关系，又在前256年灭亡东周。秦昭襄王后期秦国实际控制国土已经超过东方六国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

活动在秦昭襄王同时代的大思想家荀况考察过秦国社会状况。他对秦国吏治民风等给予很高评价。《荀子?强国》有如下一段对话：

应侯问荀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60万的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三年之久，可见秦国兵力和人口之众和后勤保障之有力。而赵国在本土作战，还被断粮四十六天，四十万士兵全部被坑杀。

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秦始皇）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

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因此秦国在继续开疆辟土的同时，也积极修建水利工程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资源。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未修以前，岷江是一条经常发生洪水的河流，洪水暴涨，淹没农田、房屋无数，洪水一退，大片平原又因缺乏灌溉用水而经常干旱。自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郑国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项大型工程来耗竭秦国实力以延缓攻打韩国的时间。修建过程中，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郑国辩解说：“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始皇认为郑国说的有理，继续要郑国主持水渠工程。渠建成后，经济、政治效益显着，《史记》、《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奠定了人口和物质基础。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全国的一半。在楚国人李斯的辅佐下，于公元前221年终于统一中国。

而同为法家的韩非子却不但不能为秦始皇重用，反而被杀。很多人为韩非子抱屈。其实秦始皇不重用韩非子是有其道理的。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商鞅和李斯刚好相反。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要求积极发展人口，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李斯也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士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而韩非子却认为，人口饱和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欧洲的马尔萨斯非常相近。韩非子只见树木，而商鞅和李斯却看见森林。所幸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将《韩非子》视为邪说而不加采纳，否则，中华民族早已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小民族了。

秦国人口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1、政策需要轻重缓急。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由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人们自然不愿选择“农战”。他堵塞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只许“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只允许从农业耕作中获得利润，从战争中获得名声（军功章）。

现在为国家贡献最大的人群却是报酬最低的人群，而为国家贡献小的人群却是暴富的一族，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人口危机，人口减少将动摇国家的根本。现在制约人口发展的不再是粮食，而是就业模式、养育成本以及民生需求（住房、教育、医疗等）。养育孩子本身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了，而现在妇女不但不能从生育中获利，反而会因为生育而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率将不断降低。政府就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分配制度、税收政策、就业模式，让生育获得名利，这样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2、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商鞅认为：“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商鞅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当时粮食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投资人口（通过粮食等实物）是最大的投资。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还在鼓励出口实物以换取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民生压力却也在不断增加，老百姓养不起孩子了，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2、1。3左右。如果用这些外汇投资于人口，今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3、自然资源的国际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壁之类宝物，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驾乘纤离马，建置翠凤旗，树立灵鼍鼓。这么多的宝贝，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们。倘若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用，那么就该是夜光玉壁不能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具不能作为玩物，而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圈，江南的金锡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绘画。因此，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可值得宝贵的很多。”就是说，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六国获得。现在美国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很多资源仍然依赖进口。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4、积极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商鞅注意到了“人地矛盾”，但是他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以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开”有多种方式，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其中郑国渠“收皆亩一钟”。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而中国一些人口学家却主张采取用“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5、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因此商鞅鼓励人们耕种，一方面利用了土地资源，一方面利用了人口资源，通过人的劳动，将土地和人口资源都变为国力。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加利用，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有了）。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看到中国“人多”，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人口和土地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出现民工荒）。

6、人口流动意味着实力的流动。商鞅说：“地胜其民者事徕”。商鞅认为，移民可增强我方的实力而削弱敌方的实力，因此鼓励移民。商鞅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受孔子的观点的影响。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却提议要限制人口流入；他们却不知道，北京、上海等地生育率只有0。7，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13，如果不移民的话，这些地区的经济不用20年就会崩溃。湖南、四川、重庆等人领导则是鼓励民众到沿海打工；他们却不知道，现在人口流动几乎是有去无回，今后谁来建设湖南、四川、重庆？

7、缩小贫富差别。商鞅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缩小贫富差别有利于理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更有利于普通百姓生儿育女。如果贫富差别过大，富人不愿意生孩子（这是人口学规律），穷人养不起孩子。

8、消费要适度，防止超前。商鞅提出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使其价格上涨到原先的十倍，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当时酒肉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人口无法增殖。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8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9、有人说蒙古族和满族凭借很少的人口仍然征服中国，因此人口多少意义不大。其实正如商鞅所说：“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蒙古和满族能够征服中国，主要原因是汉朝之后（尤其是宋朝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刻意弱化民间力量，虽然中国总人口多于蒙古和满族等民族，但是可以动用的力量反而不够。而蒙古和满族却充分利用他们的人口资源。但是蒙古和满族虽然能够通过武力征服中国的政权，但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文化（必须靠人口）。最终这些民族反而被同化。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政权虽然被多次征服过，但是汉民族的文化从没有被征服过。

10、百家争鸣。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不讲以德服人而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秦国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仁义不施”，方式粗暴，强硬推行，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商鞅本人也是其变法的受害者，商鞅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让他住店，因为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于无人敢收留他，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大雨使陈胜、吴广在内的900名戍边的壮丁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无奈之下，揭开了反秦的序幕。由于秦国压制思想，虽然人口众多，但智力来源却非常有限，治理国家主要依赖于客卿，即便秦二世没有灭亡，但是统一之后没有了客卿来源，也很难继续治理好国家的。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明大倒退。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用法家立柱，道家盖顶，儒家砌墙，墨家等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必将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