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天就站在这块牌子底下。”她说。
她指的时候手是抖的。她自己也看见了,赶紧把手缩回来,抱在腿上。
“他先站在那儿看,”她说,“我从楼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往这边走。他走路不快,一步一步的。”
“他站的位置离校门几步。”
“五六步。”她说,“他站在台阶下面,我站在台阶上面。”
“那天门口还有谁。”
“有卖煎饼的,有保安。”她说,“保安在门里坐着,没出来。”
我把这一段在心里过了一遍,记住:公示栏、台阶、五六步、保安没出来。
“走吧。”我说。
“哥。”
“嗯?”
“下礼拜五你还来接我吗。”
“接。”
她把塑料盒抱在怀里,转过脸去看窗外。她没再说话,一路上看着窗外那些店面和路牌往后退。
她今年十八。这半年里,她头一次开口问我,我们的关系,还有下礼拜的事。
晚上八点多,阿凯上来了。
他还是那件夹克,拉链拉到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进门先在玄关跺了两下脚,把鞋底的土跺掉。
“哥。”
“坐下说。”
他把信封里的东西掏出来,一样一样摊在茶几上:一张复印的名片,一张纸条,还有一张他手机拍的屏幕照片,打印出来了。
“那个人叫钱斌。”他说,“恒昌置地业务员,签的是劳务派遣,跑的就是城南那几个盘。”
“名片哪儿来的。”
“他不给人名片。”阿凯说,“那天他在公示栏底下站着,把撕下来的半张通知踢到花坛里去了。看门的老头昨天扫花坛,从草底下扫出来一张小卡片——他大概是从兜里掏东西的时候带出来的。”
我把那张复印的名片拿起来看。名片印得挺素,正面只有名字、电话和“恒昌置地”四个字,背面一行小字:整栋收购、拆迁咨询。
“恒昌置地。”我说了一遍。
“还有一件。”阿凯说,“你让我查那家公司,我就顺手查了一下。”
他把那张打印出来的屏幕照片推给我。那是一张企业信息的页面,截的是“分支机构”那一栏。
“这家公司在城东有个门店,门店的负责人登记的是一个名字。”他说,“叫贺明。”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凑着台灯看了一遍。
那一栏上确实写着三个字:贺明。
名片上那个公司,是韩蕾那份合同上盖章的那一家。而这个姓贺的,他媳妇程雨每个礼拜都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