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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我当然不敢自比于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先生当年是想在一代或两代中国人之间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当然会认为两代人之后如果还有人热衷于读他的书，就说明他的计划的失败；而我的立场已从“国民性批判”转移到了“人性批判”，认为我写书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的素质，这种植入是不能通过遗传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