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希望如此吧。”香农也笑了,又喝了一大口酒,“他真是个天使,你知道吧?”
她后半句话是对我说的,她在说丹尼尔,还拍了拍他的胸口。
“他一个人安排了整场活动,你想象不到他为了把大家聚到一起,花了多少时间。”
“是的,我知道,”我说,“我配不上他。”
“幸亏你没提前一周辞职,对吧?”
她轻轻推了推我,我笑了起来,我对自己和丹尼尔的第一次相遇依然记忆犹新。这世间大多数偶遇都会无疾而终。就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撞到某人的肩膀,轻声咕哝一句抱歉,然后各奔东西;或者你带的笔没水了,正好酒吧里的另一位客人有笔,你借来用一下;抑或追赶即将开走的汽车,把对方落在超市购物车里的钱包还给他。这样的相遇大多数只会以一个微笑、一句谢谢告终。我们两人的相遇原本也会是其中之一。
但有时,人与人的相遇会发展出更多的故事,甚至成为之后所有事情的开端。
我和丹尼尔是在巴吞鲁日综合医院认识的。当时他正要进门,我则从里面往外走。与其说往外走,不如说是踉跄而出,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办公用品实在太重了,险些把纸板箱的底部压坏。我本该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但箱子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一直盯着脚下,朝前门走去。要不是听见他说话,我早就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需要帮忙吗?”
“不用,不用。”说着,我把箱子的重量挪到另一只手臂上,丝毫没有停留。自动门离我还有不到一米,我的车子就停在外面,还没熄火。“我搬得动。”
“来,我帮你吧。”
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随即感觉箱子忽然一轻,他的胳膊已经伸到我的手臂之间。
“天哪,”他哼了一声,“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
“主要是书。”等他把箱子从我手中拿走,我把一缕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从额前拨开。这时,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一头金发,还有同样颜色的睫毛,牙齿显然在青少年时期做过昂贵的矫正治疗,也许还做过一两次美白。他把我那一箱“宝贝”举起来扛在肩膀上,透过他身上那件浅蓝色衬衫,我能看见他凸起的肱二头肌。
“你被解雇了?”
我倏地转过头去,正要开口纠正他,却看见他朝我这边瞥了一下,这让我看清了他的表情。他温柔的眼眸从上到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在望向我脸庞的时候,他的眼神一下子柔和了许多,好像看到了某个老朋友,在找到某种熟悉的东西后,眼睛一亮,嘴角勾起一个会意的笑容。
“我只是开个玩笑。”说着,他把目光转回到箱子上,“你看起来太高兴了,不像是被解雇的样子。再说,如果你真的被解雇了,不是该有保安什么的把你从大楼里架出来,扔在人行道上吗?应该是这么个流程吧?”
我笑了,笑出了声。谈话间,我们已经走到停车场,他把箱子放在我车的车顶,然后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转向了我。
“我辞职了。”我说,话语之中的决绝让我有一瞬间差点儿掉下眼泪。在巴吞鲁日综合医院的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目前为止干过的唯一一份工作。我的同事香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今天是最后一天。”
“恭喜你,”他说,“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呢?”
“我要开自己的诊所了。我是一名医学心理学家。”
他吹了个口哨,伸头朝车上的箱子里看了看。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纳闷地扭过头,凑上去拿了一本。
“你对谋杀感兴趣?”他一边审视封面,一边问道。
我扫了一眼箱子,胸口有些堵得慌。我记得当时放在我那些心理学教材旁边的,是一大堆真实罪案类书籍—《白城恶魔》《冷血》《佛罗伦萨恶魔》。不过和大多数人不同,我读这些书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研究。我想剖析那些性格各异,却都以夺人性命为生的人,想弄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被印在纸上的故事,就像听我的患者靠在真皮躺椅上,轻声向我诉说他们的秘密一样。
“也可以这么说。”
“没有批评的意思。”他补了一句,摆弄起手里的书—我看到了封面,那是《午夜善恶花园》—他将它打开,翻了几页,“我很喜欢这本书。”
我不确定该如何回应,只是礼貌地微笑。
“我真得走了,”我指着车另起了一个话头,然后伸出了手,“谢谢你的帮助。”
“这是我的荣幸,请问医生怎么称呼?”
“戴维斯,”我说,“克洛伊·戴维斯。”
“好的,克洛伊·戴维斯医生,如果你将来还有箱子要搬……”他把手伸进后兜,掏出了钱包,然后拿出一张名片,插进了翻开的书页中,“可以联系我。”
他朝我笑笑,转身走回大楼,进门之前又朝我的方向眨了眨眼睛。等自动门在他身后合拢,我才低头看向手中的书,用手指抚摸着那光滑的封面。夹着他名片的地方被撑开一条小缝,我把指甲伸进那条缝隙,重新翻开那页。我低头看着那张名片,眼睛扫过他的名字,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
不知为何,我觉得将来一定还会再次见到丹尼尔·布里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