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点了点头,脸上满是泪水,还有从鼻孔里淌出的鼻涕,“是的,就是它。它像一团阴影,一团总是徘徊在房间角落里的巨大阴影,每个房间都有,我努力避开它,努力待在明亮的地方,但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它引诱我,直到把我完全吞没。有时候我觉得它就是魔鬼本身。”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此前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哭泣。在我与他一同生活的十二年里,他从不曾在我面前流过泪。目睹父母哭泣是一件不舒服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痛苦的。那是我阿姨刚过世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冲进父母的卧室,恰巧撞见母亲在**哭。她抬起头,眼泪、鼻涕和唾液的痕迹留在了枕头上,正好是一张人脸的形状,就好像游乐园里的笑脸粘在了枕头上。这个场景太过违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的皮肤脏污,鼻头通红,一看到我,便连忙把被泪水打湿,粘在脸颊上的头发拨开,难为情地冲我露出笑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记得自己当时呆立在门口,然后慢慢后退,一言不发地合上了房门。但是这一次,我看着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新闻里抽泣,看着他的眼泪落在嘴唇上的褶皱里,接着滚到下方的笔记本上,我只觉得恶心。
我觉得他的情绪是真实的,但他的解释却像精心编排过一样,十分生硬。他像读剧本似的扮演着一个忏悔罪行的连环杀手。我想他这是在寻求同情。他把过错归咎于一切,唯独没有责怪自己;他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只对自己被抓住这件事感到后悔;他把过错全都推卸到某个虚构的东西身上,某个潜伏在角落里、强迫自己用手勒住别人脖子的魔鬼身上。这种做法让我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我记得当时自己握紧了拳头,掌心甚至被指甲划出了血痕。
“该死的懦夫。”我吐了一口唾沫。库珀震惊地看向我,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也没想到我会如此恼火。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我透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脸,看着他描绘出一个迫使他勒死那些女孩,并把她们的尸体埋在我家后院,那片四万平方米树林的地底下的隐形怪物。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带警察去了那片树林,我在家里听到了警车的关门声。可当他带着一队警察进入树林时,我甚至不愿朝窗外看一眼。他们找到了那六个女孩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头发、衣服纤维—但没有尸体。一定是短吻鳄、土狼,或其他什么藏匿在沼泽地里、急需一顿美食的动物先找到了尸体。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在某天夜里撞见过他,我见到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黑色身影从树林中钻出来。他扛着一把铲子往家走,对透过卧室窗户看着他的我毫无察觉。一想到他掩埋完尸体后回家,给了我一个晚安吻,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要逃离这里,逃去遥远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叹了口气,安定文锭让我四肢发麻。那一天,我关电视的时候,在心里作出了决定,从今往后,我的父亲就算是死了。当然,他还活着。认罪协议能够确保他不会被判死刑,事实上,他被判了连续六次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现在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监狱里服刑。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一直觉得这样很好,可突然之间,这个谎言越来越没法让我自己信服,将他遗忘也变得越来越难了。这也许是因为婚期将近,我难免会去想,他无法陪我走过婚礼红毯。也可能是因为案件的周年纪念日—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亚伦·詹森又在不断提醒着我这件事,虽然我不想参与其中。
又或许,这与奥布里·格拉维诺有关。这个同样只有十五岁便早早离开人世的女孩。
我再度看向办公桌,目光落在笔记本电脑上。掀开屏幕,电脑随即被唤醒,我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手指在键盘上方停顿片刻,然后打起字来。
我在搜索栏中输入《纽约时报》,亚伦·詹森,屏幕上立即显示出一页又一页的文章。我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条目,接着往下看另一个条目,然后再看下一个。中央公园的灌木丛里发现一具无头尸体,泪之公路上发生的一连串女性失踪案件。显然,他靠撰写与谋杀案,或与别人不幸的经历有关的文章为生。我点开他的个人简介,看到一个很小的圆形头像,还是黑白照片。他的声音和长相完全不搭,简直像后配上去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深沉又阳刚,可长相却不是那样。他看上去很瘦,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戴着一副棕色玳瑁眼镜。眼镜看着不像近视镜,更像拥有防蓝光功能的平光镜—有些人就算不近视也想戴眼镜,这种眼镜正合他们的心意。
一振。
他穿着一件贴身的棋盘格图案的纽扣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一条细细的针织领带软塌塌地挂在骨瘦如柴的胸前。
二振。
我开始浏览他的文章,想找出一个判定他三振出局的理由,证明亚伦·詹森也是个想利用我们的浑蛋记者。我以前也收到过不少类似的采访请求,对于那些希望我能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说法,早就听腻了。我曾经相信过他们,也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却在几天后惊恐地发现,他们竟然在文章里把我和家人描绘成父亲的帮凶。随着案件的调查,母亲出轨这件事被揭露了出来。于是他们把过错都推到了她身上,认为我父亲是因为她的背叛才产生了脆弱情绪和对女性的痛恨。他们怪她把心思放在追求者身上,没能及时发现父亲对那些女孩起了歹意,也没有注意他半夜偷偷溜出去,然后满身脏污地回家。更有甚者,在文章中暗示她知道这件事—知道我父亲内心的黑暗,却选择视而不见。也许,她出轨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恋童癖,他的愤怒,是她导致了谋杀的发生。这一切让她充满了愧疚,而她最终被这种愧疚逼疯,缩进了自己的世界,并在孩子们最需要她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然后就是孩子,那些内容就更别提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父亲嫉妒受人喜爱的黄金男孩库珀,他很清楚女孩们看待他儿子的目光,清楚她们喜欢男孩那有些孩子气的帅气外表,练习摔跤时锻炼出来的结实手臂,以及咧嘴微笑时的迷人模样。
和别的男孩一样,库珀也在家里藏过色情杂志,但因为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它们,所以这件事被我父亲知道了。也许这件事就是导火索,也许在他翻阅那些杂志时,他心里压抑多年的某种东西,某种长期蛰伏的暴力因子被释放了出来,从而导致内心里的黑暗最终从角落里蔓延出来。
最后当然也少不了我,克洛伊,一个正处于青春期,开始化妆、刮腿毛、撩起衬衫露出肚脐的女儿。没错,他们描绘的我和莉娜在小龙虾节那天做的事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我,整天在家里,在我父亲身边来回转悠。
以上这些全都是典型的对受害者的指责。在他们的描绘中,我父亲只是另一个解释不清自己的劣根性源自何处的中年白人男性,他说不出具体的解释,也给不出合理的理由,只给了这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托词—黑暗。但人们不相信普通的白人会无缘无故地杀人,于是,我们就成了理由,妻子的忽视、儿子的嘲笑、女儿初露端倪的**行为。这一切都对他脆弱的自尊心造成了巨大打击,他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最后终于崩溃了。
我依然记得那些问题,记者在很多年前曾经问过我的问题。我的回答在被他们歪曲之后印到了报纸上,存储在互联网中,在余下的时间里可以被随时调取。
“你觉得你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我在进入巴吞鲁日综合医院的第一年接受了那次采访。我记得当时自己拿着笔轻轻地敲着我的名牌,名牌是新的,闪闪发光,一个划痕也没有。那篇文章叫作《理查德·戴维斯的女儿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利用自身的童年创伤帮助其他年轻、受困的灵魂》,据说会刊登在星期日早晨的励志专栏里。
“我不知道,”我思考了半天才说,“有时候,这些事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显然有着强烈的支配欲和控制欲,但是我小时候不这么看他。”
“你母亲也没看出这些吗?”
我停住了,盯着那个记者看。
“我母亲没有义务注意到我父亲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危险信号,”我说,“而且多数时候,一旦出现了明显的危险信号就已经来不及了。你可以看看泰德·邦迪和丹尼斯·雷德的案例,他们都有女友和妻子,他们的家人也对他们晚上干的事情毫不知情。我母亲不该为我父亲的行为负责,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她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从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得知,你母亲有过几次婚外情。”
“是,”我说,“她并不完美,这毋庸置疑,但没人是……”
“她的情人中有一个叫伯特·罗兹的,是莉娜的父亲。”
我缄口不言,伯特·罗兹濒临崩溃的模样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她忽视了你的父亲,对吗?我是说在情感方面。她那时打算离开他吗?”
“不,”我摇头否认,“她并没有忽视他,他们很幸福。至少,我曾经以为他们很幸福。他们看上去很幸福……”
“她是不是也忽视了你呢?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她选择了自杀,可她那时还有两个未满十八岁、需要她照顾的孩子。”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故事其实早已写好,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叙述。更糟的是,他们会用我的话语—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作为凶手女儿的我的话语—来强化他们既定的认知,以此来证明他们现有的观点。
我从《纽约时报》网站退了出来,打开了一个新的页面,还没等我打字,屏幕上就跳出一条突发新闻的推送—《奥布里·格拉维诺的尸体被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