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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识法识别偏才与兼才（第3页）

后来，唐明宗去世，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从此以后，冯道就丧尽了正直向上之气，一味地为做官而做官了。明宗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姨夫石敬塘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态，极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仪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个别正直官吏还是出言诘问。中书舍人卢导首先抗言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劝别人当皇帝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大多数人无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只是李从珂对他实在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又觉得过意不去，把他调回京中，给了他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司空之职。

不久，石敬塘同李从珂发生了冲突，石敬塘想借恢复明宗的旗号打倒李从珂，但石敬塘兵力很单簿，不能同李从珂抗衡，为了夺取帝位，石敬塘也不顾一切，竟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塘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塘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塘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塘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在当皇帝后，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塘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塘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塘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塘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塘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塘喜出望外。

其实，石敬塘哪里知道冯道的“苦衷”。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塘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从这一点看，冯道对于长保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

冯道可以说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越是这样，耶律德光就越觉得应当让他回去，好让他在石敬塘那里为自己办事。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让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启程。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塘都得巴结他。石敬塘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塘一朝，石敬塘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塘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从襄邓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连忙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脸，小心服侍。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呢?”冯道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呢?”又问：“你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没有难为他。

冯道看出契丹人的残暴统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方，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这种做法，以至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在人民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塘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伎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只做了不到四年的后汉太师，更是不足挂齿。于是，他率百官迎郭威进汴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伏刘知远的宗族刘崇等手握重兵的将领。这些人相信了他，认为这位三十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走到宗州，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汉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根据冯道半个世纪的经验，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征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太看不起我了!”

冯道死在自己的家里，死后无哀荣，身后境况凄凉。

马谡、魏延原可成大材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此来弥补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大材。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却偏偏被诸葛亮看中。诸葛亮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驱神役鬼，无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实际上，无论是小说中的诸葛亮还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在用人上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一对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明君贤相为什么最后不能统一全国，重续汉祚呢?为什么只能让后人空自叹嗟呢?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戎马半生，没有挣得落脚之地，在遇到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驻荆州，取西川，建国号，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诸葛亮似乎总是一人在支撑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刘、关、张、赵几员大将，讲老实话，就是这几员大将给人的感觉也是勇气大于才能，这与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群，猛将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难道真的是诸葛亮时运不济，不能像曹操那样“巧遇”人材吗?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诸葛亮有过许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诸葛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材。我们谨举魏延和马谡的例子来说明。

魏延，字文长（公元?—234年），义阳（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的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露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军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八年（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惟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难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已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袆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做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袆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较起来，诸葛亮差得何其远也!

从马谡的被斩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我们在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节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诸葛亮执法如山而又极重情义的一面，更为他的自贬三级的自责精神所感动，却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杀马谡，马谡初犯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斩，是不是可以让马谡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将马谡培养成具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大将。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要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马谡其人的长处在于参谋，而不是独挡一面地指挥实际作战。对出谋略，诸葛亮也十分欣赏，有时俩人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马谡的建议而七擒孟获、安定西南的。对于马谡的缺点，刘备看得最为清楚，刘备临死时，就曾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刘备当时驻兵永安，他把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后事，并专门提出了马谡的问题，可见刘备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诸葛亮强得多。但诸葛亮偏偏忘记了这一点，专门用其所短。如果诸葛亮不忘刘备的嘱咐，以马谡为“参军”。不把马谡推到主将的位置上，马谡的确可以才尽其长，发挥好自己的参谋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吴懿等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将不用，却偏偏“违众拔谡”，让马谡当了北伐的先锋官。这真是弃马谡之长而用其短，结果是“失街亭”。

“挥泪斩马谡”的关键问题是，马谡初次为主将，失了街亭。确实应负军责，但一定要杀头吗?因为导致马谡失败的主因并不完全在马谡本身，而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打了一次败仗就要杀头，当时许多重要官员都不赞成。是杀马谡还是让其戴罪立功，争论相当激烈，蒋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当时是合适的。然而。诸葛亮又一次违背了众人的意见，杀了马谡。诸葛亮杀马谡时是“挥泪”的，其实，他是否“挥泪”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十万大军也流了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军爱戴马谡，为马谡之死感到惋惜。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一个人。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吗?能起到震慑军心的作用吗?是不是有点让三军寒心呢?

其实，对诸葛亮杀马谡这件事，历代都有不同看法。晋人习凿齿意见说：“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也。”这话说得可谓人木三分!

马谡被杀时，年仅三十八岁。在当时蜀国的文臣武将中，马谡可称得上极为难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崭露头角，就死于非命，实在可惜!

此前，诸葛亮从未斩杀过大将，马谡之死似乎成了一种标志，即诸葛亮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失去了入蜀前的锐气。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业，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使自己尽快适应各种角色和环境，当然，个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难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适应性会弥补某些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大材。

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其材充其量不过可做偏将军而已，用这样的人做国家柱石，岂不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