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景公守在尸体旁,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皮肤都沾在席上了还不愿离开。左右的人劝他,可是景公不听。
晏子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来见景公,禀报说:“有一位方士和一位医生,他们都说:‘听说婴子患病而死了,愿为她医治。”’景公一听就高兴了。他立即起身问晏子:“婴子的病真的还可以治好吗?”晏子说:“就他们的医术来说,他们是十分高明的。就让他们试试吧!请您沐浴更衣,好让他们请鬼神来帮忙。”
景公走后,晏子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殓入棺,都办妥后,他去向景公禀报说:“医生还是治不好婴子的病,现在已经将她入殓了,不敢不向您报告。”景公听后勃然变色,说:“先生假借医生的话来命令我,不让我看着,要入殓了也不让我知道,我作为国君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晏子说:“您难道不知道死去的人不能再复生的道理吗?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臣民跟从他叫做顺;君王行僻,臣民还跟从他叫做逆。而今大王不遵循事物正理,却做些邪僻的事情,行恶做坏事的人就会亲近您,而那些能够为您匡正过失的人与您疏远,只有精于奉承、谗言生事的人才可通达,贤臣良才却被弃绝,谗言谤语充斥您的左右,邪恶行于国内。过去先王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称霸诸侯,因宠竖刁而走向衰落。现在大王轻慢贤能之人,却对一个妃妾的死如此悲伤。古时的圣王也有考虑自己的私情的,但他们往往适可而止,并不影响整个行为。他们为死者送葬,但不过分哀痛。如果过分了,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感情不能自抑会伤害身体,过分悲伤会损害天性,这些都是圣王所必须避免的。既然婴子已经入殓,就不再烦扰生者,棺材衣物的安排,不要妨害生者的生活,哭泣守丧,也不要影响生者的健康。如今,尸体腐朽而不葬。烦扰生者,感情不自抑而损伤自己的行为,过分损害天性,这是大王的过错呀。因此,诸侯宾客羞于来到我国,本国的大臣也惭于守其职,如果尊崇您的行为,就不能正确引导百姓,如果随从您的欲念,就不能保守国家。我还听说,尸体腐烂了而不能人殓,尸体发臭还不收尸,都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也是生者的耻辱,这些做法违背圣明君王本性,会遭到百姓的厌弃,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景公说:“我不知道这些道理,请遵照先生的话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晏子又说:“一国的大小官员,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大王举哀应当有所节制才是。”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评论说:“灿烂的明星,比不了昏暗的月亮,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有德者的过失,比小人的长处还要强。此话说的正是晏婴这样的人吧!”
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死了,景公召来晏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景公说:“梁丘据忠诚而且爱戴我,我打算给他办个隆重的葬礼,为他修一座高大的坟墓。”晏子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梁丘据忠诚和爱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听听吗?”景公说:“我有所喜爱的玩赏之物,主管官员没能为我备办好,则梁丘据就尽其所有来供给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诚;每逢刮风下雨或黄昏夜晚找他,他必定会向我问候,所以我知道他爱戴我。”晏子说:“听了您的话,我回答就会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又怎敢不答呢?我听说,做大臣的只把精力放在国君身上,这是不忠;做儿子的这样对待父辈,就是不孝;做妻子的这样对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应当遵循的准则是:劝导国君亲近其父兄,对群臣要讲礼义,对人民要有恩惠,对诸侯要讲信用,这才是忠;做儿子要讲的道德是:钟爱兄弟乃至于钟爱父母长辈,对于下辈要仁慈,于朋友要诚恳,讲信用,这才是孝;做妻子应该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欢,这才叫不妒。如今,举国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只有梁丘据自己竭尽全力爱护您,那么爱护您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少呢?全国的财富都归您所有,而只有梁丘据用他的私财供君享乐以示忠诚,那么,忠实的人为什么又如此之少呢?这难道不是梁丘据妨碍了您的视听吗?”
齐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十分感慨地对晏婴说:“如果不是您说,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呢?”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修明政治。于是,齐国变得大治。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晏子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辜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把事做到底的人。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为善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复生,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无损于他的完美。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至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这时,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诗经》上说:‘没有哪件事和哪个人没有开头的,但很少能够做到善终。’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大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晏子去世已有十六年了。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絮,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采声,好像从一个人嘴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很有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样。吃了黄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黄色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绿色的。”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就赏给弦章五十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弦章上前抚摸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婴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是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五十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君子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晏子的这种作风甚至影响到了他的车夫的妻子。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公务十分繁忙,常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为了显示齐国的威风,自然要仪仗隆重,侍从众多,驷马高盖,威风凛凛,然而,晏婴本人却总是显出十分谦恭的样子。
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却趾高气扬,扬鞭策马,甚为得意,一付小人得志的样子。他不仅在外边这样,就是回家后,也还是骄矜自得,旁若无人。他的妻子见他见识短浅,没有出息,不知进取,想催他上进,就多次与他争辩,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其妻常于门缝中,窥视其外出御车时的姿态,见其仍旧意气满腹,骄横无比,就非常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就跪拜说:“贱妾不才,不能侍奉贵人,请您让我走罢。”车夫听了,非常惊异,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妾观其出,他总是那么谦和自恭,显得宁静沉稳,抱负深远。如今夫你身高八尺,体魄雄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不图进取,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扬扬,自以为满足,我觉得你不是个有出息的人,因此请求离开您。”车夫听了他的妻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决心改正。从此以后,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时间久了,晏婴颇感奇异,就询问其中的缘故,车夫便以实相告。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也还算有志向,便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晏婴对齐景公的劝谏实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竟然还始终得到了齐景公的信任,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身后荣誉无量。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晏婴也应该算是够幸运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杀头灭族的大臣,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实际上,晏婴的为相之道仅仅是以柔克刚,他只能用阴柔和缓的办法来阻止齐景公的一些很不适当的行为,至于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饮酒作乐日夜不分,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里他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
前导官到晏子家敲门说:“国君驾到!”晏子身穿上朝时礼服,站在门口问:“诸侯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国家该没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而深更半夜屈驾来找我呢?”景公说:“美酒醇香,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先生共同享受它。”晏子回答说:“铺设座席,摆放祭品,都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人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当时齐国的大将)去。”前导官到了镶苴家门口敲门说:“国君驾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门口,问景公:“诸侯莫不是有军事行动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深更半夜屈驾来此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愿与将军一同分享。”穰苴听后说:“铺设座席,摆放食物,有专人负责,我不敢陪同。”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再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的人说:“到梁丘据(齐景公最宠爱的佞臣)家去。”前导官到了梁丘据家敲门说:“国君驾到!”只见梁丘据左手拿着琴,右手提着竽,边走边唱前来迎接。景公一看就乐了。他说:“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饮了。如果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位大臣,谁来帮助我治理我的国家呢?要是没有梁丘据这位大臣,谁来与我一起尽情享乐呢?”
也许,晏婴的这些做法还是受到了管仲的影响。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辅佐三位公子,召忽不愿意。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侍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婴虽然有管仲的遗风,只是没有管仲的志向。
君子说:“圣贤的君主,都有益友、贤臣辅佐,而不用苟且贪乐的大臣。这点景公比不了圣明之君,但他对各种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仅仅能够维持国家不被灭亡而已。”
显然,晏婴已经没有了管仲的宏图大志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样从整体上替齐景公规划大业了,但他又确实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齐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也只能是仅仅保住齐国不至于灭亡罢了。晏子生逢末世,我们也不能对他有更多的要求。
在后代也有许多皇帝能够接受大臣的劝谏,虽然不像齐景公对晏婴那样宽容,但知错能改,也就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给事中就专门负责审核皇帝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有权力驳回。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耿直的王居正来担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别地赏赐一下太医。因为太医王继先给皇帝看好一些病,当时很受皇帝的宠幸,为了奖赏他,宋高宗决定提拔他的女婿担任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却不能通过,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气,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经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酬谢医生的呢?”大臣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只好据实回答说:“有时送酒,有时给钱,有时给绸。按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如何给予相应的报酬。”宋高宗听了,就加大声音说,“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酬谢吗?我的圣旨就不用再下了,你们告诉王居正。让他自己起一份下达就行了!”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来,他们赶快去见王居正,并劝他说:“圣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不是什么大事,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坚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于是,宋高宗召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以前的话。王居正一点也不害怕,并且反驳说:“臣子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给医生的酬谢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报酬答谢,但宫内就不可了。王继先这类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法,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恰当了!我不想让陛下轻易开这个门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呀!”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古人云:有仁君方有直臣,这似乎是是一条定律。那么,什么是仁君呢?其实只要允许别人提意见,不因为提意见而随便整人、杀人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