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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飞 箝1（第3页）

第二日一早，茅焦来到秦宫，见到殿前堆积的二十七具尸体，伏在尸堆上大声呼叫：“我是齐国的旅客茅焦，要进谏大王!”

内侍跑出来对茅焦说：“你难道没有看到堆积的这么多死人吗?你怎么这样不怕死?”

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降生人间，成为正人；现已经死了二十七位，还缺少一个，我来正好凑满其数。古圣先贤，谁能不死?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在这里茅焦先用言语刺激秦王，以便达到面见秦王的目的。内侍将茅焦的话，回报秦王，秦王果然勃然大怒，说：“大胆的狂徒，居然敢故意来犯我不准进谏的禁令!”他挥手向左右侍臣说：“去把大镬架起来烧汤，我要生烹了他，看他怎么能全尸在殿下，跟那二十七人凑够满数?”

侍臣们立刻应命分头去准备，秦王按剑而坐，双眉倒竖，怒不可遏，连声大吼：“召狂徒进殿就烹……”

茅焦到了阶下，再拜叩头之后，向秦王说：“臣听说‘有生命的人不讳言死，主国政的人不讳言亡；讳言亡国的人，不可以保全他的国家，讳言死的人，不可以保全他的生命。’这种死生存亡的大计，是贤明的君主必须悉心研究的。不知道大王愿不愿意听?”

秦王听了茅焦的话，心里一愕，怒气不知不觉已消除了不少，遂问：“你有什么计策，可以说出来?”

茅焦从容不迫地说：“一个忠臣，不会向主上说阿谀奉承的话，贤明的君主，也不会有狂悖的行为。如果君主有了狂悖的行为，而为臣属的人不去谏诤，是臣负其君；臣属进忠言而君主不听，是君负其臣。大王有逆天悖行，而自己不知道，小臣有逆耳的忠言，而大王又不愿听，臣恐怕秦国从此将有危亡之祸了!”

秦王神色悚然，半晌没有说话，过了好一阵子，才轻声地问：“你要讲什么事情?寡人愿意听听。”

在这里，茅焦又用有关国家生死存亡时的话题箝住了秦王。茅焦一见有了转机，遂反问秦王：“大王如今不是正要统一天下吗?”秦王说：“正是!”茅焦说：“如今天下之所以尊崇秦国，不单是因为秦国的国富兵强，也是因为大王是当今天下的雄主，忠臣豪杰之士，汇集在秦国朝廷的缘故。如今大王车裂假父嫪毐，有不仁之心；扑杀两弟幼儿，有不友之名；迁太后于离宫，有不孝之行；诛戮谏臣，暴尸殿前，有夏桀、商纣之治。既然以统一天下为志而行为如此，何以服天下?”

秦王被茅焦问得哑口无言，茅焦继续说：“古时候，虞舜父顽母嚣，而能恪尽孝道，天下归心!桀杀龙逢、纣诛比干，而天下叛离。小臣自知必死，唯恐臣死之后，再也没有继二十八人再来进谏的人了，今后必将怨谤日腾，忠臣结舌，内外离心，诸侯背叛，可惜啊!秦国的帝业垂成，而今却败自大王手中。我的话已说完，请把我烹死吧!”

茅焦起身解开衣服，向烧满沸水的大镬走去；秦王见状，急忙走下殿来，左手拉住茅焦，右手向侍臣一挥，喝令：“快撤去汤镬!”

茅焦却神色自若地说：“大王既已颁出拒谏的榜文，不杀臣，何以立信?”

秦王命侍臣把榜文收起，又命左右替茅焦穿上衣服，请茅焦坐下，然后，扮出一副谦和的态度，说：“日前那些进谏的人，只知数落寡人的罪过，却没有说明关系国家存亡的大计，这是上天使先生来开寡人的茅塞，寡人岂敢不听从先生的高见!”

茅焦说：“大王既愿俯听小臣愚见，请速备车驾，往迎太后回宫，殿前死尸，都是忠臣骨骸，应予厚葬!”

秦王立即下令，备齐棺椁，将大夫陈忠等二十七具尸体，合葬在龙首山，为了表扬他们的忠诚，题名叫做“会忠墓”。

秦王并命茅焦替他驾车，亲自率领车马侍卫，前往雍州离宫迎接太后。当他们母子相会的时候，秦王跪地膝行而前，见了太后，叩头大哭，太后也不停地流泪。

秦王特地把茅焦唤到面前，叫他谒见太后，同时向太后指着茅焦说：“这是我的颍考叔啊!”

第二天，他们起程回咸阳，一路上浩浩****，看到的百姓，个个都称颂秦王的孝行。

茅焦不是秦国的臣民，他没有职责非要去进谏秦王不可。他之所以挺身而出，所仗恃的是他深知秦王政具有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野心，这是关键所在，只要一语中的，必然能打开他心里的疙瘩，化险为夷。

他先用危言耸听，箝制住秦王，再说明道理、分析利害和可能发生的后果，一个野心勃勃、豪气万丈的秦王，一听到足以危及他君临天下的帝业，马上就向茅焦投降、屈尊求教了。

范雎待昭王，建功留英名

鬼谷子认为，用飞箝之术对付他人，要先审察、揣摩他的心意。知道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再靠上去说些他最为喜欢的话以把他捧得心花怒放，或摆平他最为厌恶的事以便让他把你引为知己。在他心花怒放之际，引你为知己之时，向你敞开心扉，交出老底，这便离受箝制不远了。在审明他的心意、探知他的好恶时，可用飞箝之术，顺着他的话头，顺着他的心愿去搭话，从而探知他的底细而设计箝制他。

实际上，飞箝之术就是动用言词之术及各种谋略技巧收服人心，使对方为我所用的谋略。正确使用它，可以使人纵横驰骋、随心所欲、恣意而行。古往今来许多人凭借三寸不烂不舌，动用飞箝之术，建功立业，身显一时，名垂青史。

范雎，字叔，战国时魏国人。早年家境贫寒，后出使齐国为魏中大夫须贾所诬，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公元前266年出任秦相，辅佐秦昭王。他上承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之志，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谋略家。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高度评价范雎对秦国的建树和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范雎人秦时，秦昭王在位已三十六年，国势强盛。秦军南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又挥师东指，连连大败强齐；并数困魏、韩、赵“三晋”之兵，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但“四贵”掌权，排斥异己；秦昭王深居宫中，又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再加上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一时之间，在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无信者居多。因而，尽管范雎用尽心机，还是难以跻身秦廷，向秦昭王陈述安邦治国之大计。

有一次，范雎求人向秦昭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范雎为避须贾更名张禄）先生，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势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其言只可面陈，不可代传。”显然，范雎此举分明是故作危言，耸人听闻，意在引起秦昭王的重视。然而秦昭王却以天下策士辩客，往往如此，并不去理睬，任你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挨过了一年的时光。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丞相穰侯魏冉举兵跨韩、魏而攻齐，夺取刚、寿二地，以扩大自己的封邑陶，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就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他在一年来对昭王内心世界的了解、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而大胆地再次上书昭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飞而箝之。

他在信中说道：“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者给予赏赐，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故不能者不敢当职，有能者也不得蔽隐。而昏庸的君主则不然，赏其所爱而罚其所恶，全凭一时感情使然。……我听说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那么诸侯便不能专权专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良医可以预知病人之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也不能改变呀。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便深说的，说浅了又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游玩的时间，准我望见龙颜。如果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之大业无效，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范雎的这篇说词，表达了两点颇为可贵的思想。其一，他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其二，他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指出了枝繁干弱的危害，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极有见地的。而且，此语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秦昭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贵族私家富厚日趋重于王室，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对这样的谏词自然十分关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雎在信末所说“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诱使秦昭王浮想联翩，吊起他的胃口；紧接着又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迫使秦昭王不得不召见他。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韬略，而且工于心计。

可以说，范雎的这篇陈词，正是对飞箝术的有效运用，摸准对方的心理，以言语引诱对方，进而箝制住对方。果然，秦昭王见信大喜，传命用专车召见范雎。

范雎进人秦宫，早已成竹在胸，佯装不知地径直闯进宫闱禁地“永巷”。见秦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他故意不趋不避。一个宦官见状，快步趋前，怒斥道：“大王已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说罢，继续前行不顾。范雎此举，是冒一定风险的。然而，范雎这一句表面上颇似冒犯的话，恰恰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出弦外之音，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之礼，单独倾谈。

范雎颇善虚实之道，并能恰到好处地一张一弛。秦昭王越是急切地请教高见，范雎越是慢条斯理地故弄玄虚。秦昭王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何以教诲寡人?”范雎却一再避实就虚，“唯唯”连声，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最后，秦昭王深施大礼，苦苦祈求道：“先生难道终不愿赐教吗?”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诚恳，可见已经完全控制了他，这才婉言作答：“臣非敢如此。当年吕尚见周文王，所以先栖身为渔父，垂钓于渭水之滨，在于自知与周王交情疏浅；及至同载而归，立为太师，才肯言及深意。其后，文王得功于吕尚，而最终得以王天下。假使文王疏于吕尚，不与之深言，那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难与之共建王业。”范雎有意把眼前的秦昭王与古代的圣贤相连，既满足了秦昭王的虚荣心，又激励他礼贤下士。范雎还以吕尚自居，把自己置于贤相的位置。昭王却之，即等于自贬到桀、纣行列，这无疑能使对方就范，谈话自然会按着他的意思进行下去。这也是对“飞箝术”的运用。

接着，范雎谈到自己，说道：“臣为羁旅之臣，交疏于王，而所陈之词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虽然愿效愚忠，却未见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作答。臣非畏死而不进言，即使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也在所不辞。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补于秦国，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忧，漆身为癫，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独怕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这番慷慨悲壮之词更进一层，先是披肝沥胆，以情来感召昭王，接着说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王，给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了更大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