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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话说李清照之病危被迫招接脚（第1页）

二十、话说李清照之病危被迫招接脚

李清照真的在五十二岁时“改嫁”张汝舟吗?

要探究这宗千古疑案，还得从胡仔说起。

胡仔（1110—1170年），字元任，绩溪（今属安徽）人。以父荫补官。绍兴六年（1136年），为广西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就差本路提刑司干办公事。丁忧，赋闲二十载，卜居苕溪（今浙江湖州市的别称），自号苕溪渔隐。绍兴十八年（1148年）完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这部宋代重要诗话专著，一般说持论公允，也保存了不少史料，但由于撰者疏于考证，竞将李清照“友凶横者十旬”说成是“改嫁”（即“再适”）等，故也有荒谬不经之处。原文见《前集》卷六十“丽人杂记”。

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传者”，宣扬、流布的人。据此，胡仔这则记载只是道听途传，不是亲眼目见过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崇礼（字叔厚、一作处厚）启》的。将途听道说当作著书立言的根据，不小心，读者自然也飞邪传谣了。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易安居士……赵死后，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无依。”

《碧鸡漫志》成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比《苕溪渔隐丛话》迟一年，但从“晚节（即晚年）流**无依”等语来看，王灼似乎也没见过所谓清照与綦公的《启事》，而李清照“生前”也绝不可能看到他俩的虚词诡说。刻于乾道三年（1167年）的洪适《隶释》更是胡说八道，他在卷二十四《跋赵明诚（金石录）》中说：

赵君无嗣。李又更嫁。

据此，李清照“改嫁”是因为晚年没子，所以才有这无依无靠的无奈选择。又过四十年，所谓《投内翰綦公崇礼启》，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见于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这是一篇书信体散文。文曰：

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唯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但祈脱死，莫望偿金。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实自谬愚。分知狱市。此盖伏遇内翰承旨，捂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奉天克复，本缘陆贽之词；淮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自首，得免丹书。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达人共悉，童子皆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兹尘渎。

又过几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说得有鼻有目啁，其卷五十八云：

（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自注：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据此，所谓李清照“改嫁”，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完稿有十六、七年，离赵彦卫《（云麓漫钞）序》成有七十余年。尽管他们是“同时代人”，但不是“同时人”，而且完稿不等于付梓，出版不等于流行，故《碧鸡漫志》与《前集》的初版流传到临安等地时，李清照早已去世了，而不是一些专家所说那样“还健在”。

这个张汝舟是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他与赵明诚“同年”。崇宁二年（1103年），明诚“文学”及第，而汝舟是赐进士。按照当年科举只考太学上舍生的规定，他与明诚还是国子监太学“同学”。既然如此，清照应该熟悉汝舟，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为何还说“她”是受“如簧之说…‘似锦之言”的骗，甚至汝舟还要“持官文书”来作假证明啊?还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年已五、六十岁的“赐进士”，不但没孙没子而且单身，甚至要靠类似骗婚行为去诈财，这真是天下奇闻。

清代有不少人以为“《启》乃好事者伪作”；“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蒿改之本”。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又如，“淮蔡底平”，指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南西道蔡州刺史吴元济的叛乱，而《启》误为唐武宗会昌（841—846年）年间事。如此乱用典故，这在清照诗文中还未出现过。文末云：“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然而，据现有史料，李清照离开临安是在两年后金与伪齐将南侵时刻。言而无信，这可不是李清照性格。再说，綦崇礼是明诚的姑表兄，其女嫁明诚姨表谢克家之孙。《启》从“此盖伏遇内翰承旨”至“得免丹书”止，共十五句，皆恭维感谢崇礼，但没一句沾有“亲戚”味道。文末以“葭莩”（芦苇中的薄膜）一词，喻是关系疏远淡薄的亲戚。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本年（1132年）八月初九丙申，明诚哥哥思诚，由直秘阁主管江州太平观守起居郎；九月十二己巳，明诚妹婿李擢，由集英殿修撰复徽猷阁待制；此时，明诚姨表兄谢克家仍试工部尚书，清照为何自称“哀怜无告”，且舍亲求疏弃近取远啊?何况綦崇礼还不是“内翰承旨”，而是尚书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的帮忙主要也是起草相关文书之类。

更令人目瞪神呆的是，许多专家学者异口同声：“说清照改嫁的是出于宋人的记载，宋代并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改嫁不改嫁本来无关紧要”，“此事完全不影响对她作品的艺术评价，辩护是不必要的”。然而，这篇自称“清照启”的文章，尽管承认“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一事，但从不说到“改嫁”两字，从不提到“张汝舟”一名，从不承认对方是正式“夫君”。相反地，她还强调自己并没“败德败名”，同时希望綦崇礼这个“智者”能“赐品题”，以便制止消除那些“无根之谤”。说白了，所谓“改嫁”，全是胡仔、王灼之流，误读轻言，或篡改捏造。

此事，《投启》倒说得非常清楚：我平时学习做人的正道，也略知诗书礼仪。近来因为病重，重到将无法救治，连牛与蚁的声音也分不清，装棺材用的石灰和钉子都已准备了。病中虽有细弟照顾，看管门户的也只有老兵。不久，匆促间做出了轻率决定。相信他如簧巧言，被他的漂亮话所迷惑。弟弟既然可欺，见到拿着官文书来的就相信；我病得数次将要死去，是不是像温峤赠玉镜架那样作假也不可知。时间短，难以说清；犹豫不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刚刚能看清楚听清楚时，才知道与他实在难以相处……

《列子·天瑞》：“国不足，将嫁於卫。”《注》：“自家而出谓之嫁。”众目昭彰。一个视听不分呻吟未定，连棺材钉都准备好的老人，她如何出嫁啊?连“自家”大门都没迈“出”，并且正在**还因病痛而叫唤时，就被人强行“婚配”，这能叫出嫁吗?既然不是出嫁，那何时“改嫁”再适啊?

从“呻吟未定，强以同归”到解除关系，《投启》说，与这个“凶横者”为“友”，总共只一百天。据此，这场大病发生在本年四、五月间，“同归”是在五月份，解除关系是在八月下旬。《周礼·地官·大司徒》：“联朋友。”《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同，犹齐也。”也就是说，这一百天，两人只是朋友关系、同志关系，兄弟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

当然，要解除这种关系，也要颇费心机。《投启》说，她披枷戴铐，登堂对质，当着那个“凶丑”者的面陈述他的罪行。为此，前后牵连入狱九天。最后，因为内翰承旨綦崇礼的帮助，才得以解除这个关系并出狱，而这也是自称清照者“投启”綦公又一个重要原因——喊谢。

据此，有的专家学者以为，这是李清照改嫁的又一证据。因为按照当时的刑律，告发丈夫既使正确也要受到服刑二年的惩罚。其实，据宋代窦仪等所编《新详定刑统》规定，所谓“虽得实，徒二年”，它还包括“诸同居”，而不仅仅是“夫”。所谓“同居”，在古代指大家族中没有分家的兄弟，及其儿子。

既不是出嫁，又只是同居，说白了，这个《投启》中的“清照”只是寡妇招婚，故不出嫁也不改嫁，而是纳婿进门。《朱子家礼》：“以女招婚日‘入赘’，俗日‘入舍’。”在宋代，招赘婚相当流行。寡妇继来的女婿被称为接脚婿、接脚夫，故《投启》只明说双方为“友”，而不说是夫妻关系。从此也可以看出，接脚夫的家庭地位，在宋代是多么低下的。

胡仔、王灼、洪适等人，将寡妇招婿说成妇女改嫁并加以“笑之”，这不仅表明他们的无知，还暴露了他们理学吃人的凶丑嘴脸。

因为别说寡妇招婚，就是寡妇再嫁，在我国古代也是被允许的，甚至还是先王仁政的一种。《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婚，丈夫无妻日鳏，妇人无夫日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这不仅是寡妇可以改嫁的明证，也是寡妇收继婚存在的依据。极端反对寡妇改嫁的始作俑者，倒是宋代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年）。他说：“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尽管如此，在李清照以前，也没多少知礼之仁人孝子肯相信这种呓语，而是在南宋以后所谓寡妇不能再嫁的观念才逐渐普及。然而，入赘与再嫁还是两码事，故《投启》认为她没有败坏道德名节，相反地，他人的诬蔑倒是“不根之谤”。

不过，当然，这个《投启》是否我们所说的李清照作品或原文，还不能确定，只能存疑。然而，其《上枢密韩公诗》，却留下他人的刀劈斧削痕迹。这是不争的事实。

两国战争，按理并不互通使节。宋金战争却例外。早在建炎年间。宋高宗就单相思似地多次派遣使者，其中包括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使的宇文虚中，结果都被金朝扣留。到了绍兴二年（1132年）下半年，单单宇文虚中一批，本有百人就只剩下十二、三人。然而，由于双方军力发生变化，金人在四川、淮南等地的多次惨败，金都元帅宗翰不得不改变策略，放还被关押五年的朝奉郎、充河东大金军前进问使王伦。王伦带着金朝有息兵议和之意回到宋廷。宋高宗喜从天降，就任命左迪功郎潘致尧为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秉义郎高公绘为副使。还附带香药、果茗、缣帛、金银进呈徽、钦二帝，徽、钦二后另外减半进呈；赠都元帅宗翰黄金二百两，白银千两；赠耶律绍文白银三百两，缣、币百匹；通间副使朱弁以下也都赐与黄金。由于必须路过伪齐，宋廷还向伪齐皇子刘麟致书、送礼。

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潘致尧和高公绘返回临安，报告宋廷说“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宋高宗喜出望外，就在十三日任命尚书吏部侍郎韩肖胄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当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任命给事中胡松年试工部尚书，为副使，再以去探望徽、钦二帝的名义，与金人伪齐和谐沟通。当时，朝廷“已定计北伐”，也因此中止搁浅。六月初四，韩肖胄、胡松年入宫，向宋高宗辞行。韩肖胄说：“如今满朝大臣各执己见，致使是和是战没有定论。然而，和议乃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用来渡过目前的难关。等到他日国家渐渐安稳强大，军事声势大为振作，按理应当别有他图。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成行，希望陛下不要首先改变约定。如果半年以后，我们不能回复成命，那敌国一定另有所图，朝廷应当迅速出兵，不可因为臣们在金朝而延误军机。”离家前，韩肖胄的母亲文氏也对儿子说：“韩氏世代都是国家社稷之臣，你应当得到君命后才能成行，不要措念老母。”因此，高宗得知后，就下诏特封她为荣国太夫人，以奖励她的奉公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