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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法的魅力（第2页）

然而，中国书法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从生活中看，我想起一件小事。前些日子我到某大学讲课，看学生现在多是用电脑，iPad记笔记，只有少数几个在用笔和本子在记。于是，我暂停几分钟，走到台下去看了看这些学生们的笔记，笔记上的字真不忍直视，让人伤心。另外，在多年前，教育部曾组织一部分人去调研高考试卷学生笔迹的状况，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些成绩非常好可以报考北大、清华的尖子生，答题试卷上的字迹你不用心都有些看不懂，这种对于“书写训练”上的缺失，看来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从学术上看，中国书法现在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国书法的体裁史、人物史、书风史、书论史、断代史、碑学史、帖学史都在淡化，毛笔的实用性书写就更是普遍地被放弃了。随着日本现代派书法、中国超现实派书法以及中国任意性美术化书法的出现和蓬勃兴起，传统继承在此时成了中国书法的大问题。书法的传承受到了釜底抽薪的影响，传统书法在不断边缘化。现在电脑里的书法体，人工智能写的书法字，有很多方式可以“生产书法”了。我们要知道，这是技术，不是艺术，永远不能代替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内涵和本质。

看到这些问题，不仅使我心中感到不安，相信每位书法人也和我感同身受，我想这也是为何在此时此刻，网上会对一篇《书法文化传承》之旧文推崇备至，它好似呐喊出了我们每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应有的紧迫感。

如何面对“个性化”的不同声音

多年从事书法创作与教学，我深刻体会到现今中国书坛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想到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曾翔狮子吼书法展开幕和沃兴华书法叫停》。文中我提到，曾翔一边写字，一边呼喊的形式，沃兴华要求求变的书法作品，显然是因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是其“个性化”的极大体现。

其实，二位先生我都相识，尤其曾翔从他开始习书我便知道，此二位先生传统书法功底是深厚的，是下过功夫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现在创作的形式就简单地对他们全盘否定。

他们在中国传统书法中度过了十几二十年，却不想再继续“爬行”，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后就出现了他们那样的一些举动。尝试一下古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大胆地试验了，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写新、写意、写情，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他们自己想做的。

再回看古人，明代大画家徐渭天书般的狂草，郑板桥碎石铺路的草隶，王铎连绵不断的草书……种种“个性化”书法都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笔。

当我们听到这些从古至今、众多烦乱的“个性化”声音时，无论是自己学习或是从事教学，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呢？

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曾翔先生、沃兴华先生，不管他们怎么变，其实没有离开“中国汉字”。刚步入书坛时，他们临摹传统的辛劳和汗水我都看在眼里，他们现在实践一下，在书界敢做吃螃蟹的人，另辟蹊径。

我们作为旁观者，知道书法圈里有这样一些人，在做自己想尝试的事情，这就足够了，不应把精力放在批判和横加指责上。而更应关注到他们曾经是一步一个脚印穿越过中国传统书法这片沃土的，从这片富饶土地中最终生长出什么样的花朵，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有选择地播种，浇灌，精心培育的。再多的评判都不能带来实在的进步，关注在更加有价值的事情上，不断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慕才是正途。

在如何面对不同声音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敬重的王立平先生，谈到其为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乐曲创作的经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两点启发。

首先，立平先生谈到他对《红楼梦》作品创作理念的理解：“曹雪芹当时是撕开了社会现实，然后才有了作品里众多鲜活的人物。”“撕开社会现实”何尝不是我们现今书坛面临的难题？只有“撕开”纷乱现象，中国传统书法之“真知”才会再“鲜活”起来，但这并不容易，也正是体现我们良知与智慧的关键时刻。

其二，立平先生又谈到，导演和编剧当时都让他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为创作主题。而王先生则认为不妥，并最终选用了《枉凝眉》作为主题音乐，同时还用《葬花吟》作为主要配乐。立平先生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展现了面对“权威”，如何去坚守自身价值观，勇于选择与实践，最终创作出“命中靶心”之佳作的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现今书坛最迫切需要之精神。

当然，“辨别真知”与“不畏权威”并不轻松容易。有时我去讲课，课堂上常会碰到一些同学拿着报纸或图片来问我：“杨老师，您觉得这些字好看么？为什么这样的字会发表？我怎么感觉这些字连初学的小孩写的都不如？”我其实理解这些同学的困惑，因为用传统的审美眼光看，他们看不懂这些发表在“权威”媒体上的作品。

这时，我通常会这样回答：“我认为这些人是在写他们‘个性化’的东西，他们所理解的汉字就是这样的，我们无须去评价、去干预，他们完全可以把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这些只是一些个人的追求和想法，我们尊重。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用‘个性化’去进行基础教育和中国传统书法的传播就是不合适的。”

进一步思考，如何面对“个性化”的不同声音在中国书法艺术整体面上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书法艺术在多元化的现今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此，我想引用画家、教育家潘天寿先生的精彩论述来表达我心之所向：“艺术以最纯净的，至高、至深、至优美、至奥妙的美之情趣，引人入胜地引导人类之品性道德达到最高点，而入艺术极乐之天国。”

美与丑的争论

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个事情已经争论多年。要达到完美的统一，大家都有一样的共识，再下去一百年我看也做不到。所以化繁为简来说，美和丑在百姓心中有杆秤，一个作品挂起来看是不是赏心悦目，是不是给人激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但大众的“审美共性”一定在某些方面是存在的。

王铎曾说：“学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魏晋南北朝给我们留下很多碑别字，很多年轻的作者、书法爱好者经常用一些碑别字放在自己的作品里，还会强调有“出处”，指明字出自哪个碑。

但这并不是“参通古碑”后的“美”的创作，这些字不过是碑别字，并非正字。

清代傅山曾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而现在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经常试图将书法“解构”，作品用支离破碎的笔法去处理，我想这也是没能真的理解傅山对于“美”之原意。

到底如何发现具有普世价值的“审美共性”呢？我想到，常有书法爱好者，尤其是初学者问：“杨老师，可以不临碑帖么？我觉得自己写得开心有自己的个性就很好呀！”我会这样回答：“自己率性写一些，感觉很知足，可自娱自乐，完全没问题。但如果希望让不同的观者，都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作品就要建立在有‘审美共性’的基础上。”

临碑帖，正因我们学习的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经典范本，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符合大众‘审美共性’的，才有可能把经典作为你今后创作的素材和弹药，最终寻找到你自身的创作灵感。正如赵孟頫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用笔之意，乃可有益。”

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应努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根基深厚、具有“审美共性”的部分。苏东坡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经典自古有之，我们需时常用经典去引领、教育年轻人，传承中国书法才是可行的。

当然，这个“共性”不能随便强加给任何一个人。在审美意识上，曹植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植说比他还早的时候就有文人相轻，但这并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本身达到审美上的统一就非常不易。

清朝有一个很著名的书家张照说：“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其神理超妙，浑然天成。”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太刻板了，这个字就容易俗气，但太放纵了，字就又很油滑。如此看来，这个合适的“度”把握起来确实不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读多看多临，总能慢慢明辨出适合自己的“审美共性”。

南北朝的王僧虔关于书论有一句名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前半句话经常被当代的一些书家断章取义，从而去合理化一些“形质次之”作品，但这无疑是一种过于轻浅浮躁的解释。从全句深入理解此言，我们可以看到先贤早已为我们学书指明了方向，关于“美”与“丑”，在每个人心中都是希望“神采、形质”兼而有之的。

当然，因个体感受不同，追求自然不同，这种多元化的观点始终存在。

有人评价赵孟頫“俗媚”，自然就有人评价他“美而庄重”。米南宫也曾批评唐代张旭草书是“变乱古法”，同时张旭草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被众多人认可。

我们秉承一个基本原则，就更容易在纷乱中有个“抓手”：没有任何传统根基的书法，不能称之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只能称之为“别的什么艺术”。我们应坚定不移地继承中国文化优秀的精髓，更应有勇气和责任去纠正那些精神垃圾。

如何更好地进行“个性化”创新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一个非常具有“传统性的个性化创新”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中国书法的美在笔法线条与字架结构当中。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徐冰先生，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极具创造力地将中国书法的线条与结构和英文单词结合，创作出了他著名的《新英文书法系列》作品。将英文单词巧妙地放入中国方块字的结构中，并用规整的楷书书之，这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书法，但它却让英文单词看起来和我们规规矩矩的汉字般亲切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