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看作是莫高窟最早的內容总录。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说完,她又接著补充道,“至於研究所这边的编號,时间就有些稍后了。
47年的时候,常书鸿先生有感於此前各家对莫高窟编號之不完善而组织研究所人员再行编號。
51年的时候,我们敦研所新编號正式公布时为469號。其后经过30余年多人数次反覆调查、整理和窟前遗址清理髮掘,到现在70年代末编號达到492个,其中北区仅编5个洞窟。
我们敦研所编號跟张大千的之”编號不一样,最开始按“z”字形编號法。
即自北向南,復南而北,再北而南,由下而上分层往復的顺序进行编次。
从40年代末开始,不断有新洞窟被发现。
这个编號方式,也是有缺陷的,比如后面发现这些洞窟的编號,虽然位置跟前面的洞窟靠近,但只能接著初编號续编,发现一窟编一號,因其出土时间之先后和地点之分散,因此编號未能遵循初编之章法。
从第466—493窟,即属此情。
跟张大千使用的汉字不一样,研究所编號,全部使用阿拉伯数字。
50年代初期,还特意將窟號一一標识於窟口或窟內,標识牌上书敦研所编號,还附註伯氏、张氏编號及时代,至今大多尚存。
60年代后期,又重新製作窟號標识牌其涉及洞窟数量最多內容最全面。
这项编號工作,为敦煌石窟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说著,樊瑾诗还特意指著洞窟上面的標识牌,示意苏亦三人认真观看。
不要小看这些洞窟的编號工作,可以说,研究敦煌莫高窟,编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之一。
甚至,在这个方面上,可不仅仅以上三种编號。
樊瑾诗说道,“实际上,对敦煌莫高窟实地进行编號者有八家,其中外国人三家即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国內有五家,即敦煌官厅、高良佐、张大千、史岩、敦煌研究所。
外国人在莫高窟的探险考察、记录、包括洞窟编號是伴隨著对敦煌文物的劫掠而进行的。
由於各家编號的方法与原则不同,加之洞窟本身在各家编號前后有一部分洞窟曾经被风沙埋没,其后又被重新清理出土等因素,因此各家编號的数量也各不相同,多寡有別。
在各家编號中,后编者在总结吸收前人编號成果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使洞窟编號不断趋於合理、完善。”
说到这里,她还特意望向苏亦说道,“以前马世昌在的时候,我还曾经跟他商议,要好好做一个编號对照表呢,可是现在嘛,只能延后了。再加上,不少编號的成果还没有公布出来,想要收集完这些资料,並不现实,好在现有的资料,也够用了。”
汪泞生感慨道,“你们这些年,確实不容易。”
確实不容易,樊瑾诗跟马世昌被分配到敦研所,能够从事研究工作的,也没有几年,好不容易恢復研究工作,马世昌就离开了,许多计划好的东西,都要改变了。
敦煌莫高窟洞窟的编號,是一项大工程,同样,这也是一个研究的重要课题。
別以为石窟寺考古,就是挖啊挖。
实际上,对於洞窟编號,整理各家编號对照表,也是石窟寺考古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只不过这种基础的研究成果,一般不被大眾所关注而已。
对於敦煌,大家所关注的,大部分都是在精美的壁画以及彩塑。不然,就是藏经洞文物百年流散史,王圆籙以及他的三清宫。
就算前世视频博主,科普的,也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东西。
因为上面这些部分,更加能够调动观眾的情绪。
然而,对於考古人,尤其是研究石窟寺考古的苏亦来说,莫高窟编號研究,就是他没法忽略掉的部分,这也是为啥別人来莫高窟参观主要是看壁画跟彩塑的时候,他们几个却在这里研究敦煌编號的原因。
时间有限,樊瑾诗並没有深入的讲究这个部分。
八家编號,她也只能挑选出来最有代表性的三家来讲解,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跟苏亦互动环节,主要就是想了解,他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基础。
事实证明,她这个小师弟,基本功还是蛮扎实的,天才少年的称呼,名副其实。
眾人在外面逛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真正进入洞窟里面参观。
对於即將开启的洞窟参观,眾人也充满了期待。
汪泞生以及赵殿增都是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即將要进入洞窟了,就算是这两位前辈,也抑制不住兴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