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酒屋里只有收音机沙哑的音乐声和菜刀落在砧板上的节奏声。
杨贞楠看着他低垂的眉眼,看着他微微发白的手指关节,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胸腔里剧烈地翻搅,像是一场无声的海啸。
“你做咗好人未?”她问。
陈楚江抬起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疏离,不是深沉,不是那种惯常的警惕和计算。是一种近乎脆弱的自嘲。
“我做唔到。”他说,“我试过,但做唔到。”
杨贞楠握着酒杯,没有说话。
她想说你做得到,想说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想说你妈说那句话的时候一定也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走出那个泥潭。
但她不能。
因为她是“不良少女阿楠”,不是一个警察。
而且,就算她说了,他真的能回头吗?
他的手上已经沾了多少东西?
那些走私的货物、那些被洗走的黑钱、那些死在货船底舱的人蛇——这些东西,不是一句“回头”就能洗干净的。
她发现自己正在想一件很危险的事——她在想“如果”。
如果他不是陈祖耀的儿子,如果她不是警察,如果他们只是中学同学,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和一个普通的女人,在毕业八年后重新相遇,然后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那该多好。
她把这个“如果”狠狠地按下去,然后仰头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干,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朝他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笑:“做好人有咩好?做好人又唔会多啲钱。嚟,饮杯!”
她举起酒杯,碰了一下他的杯子,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陈楚江看着她,眼中的自嘲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情。
那种神情里有温柔,有感激,也有一丝隐约的、不易察觉的悲哀。
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阿楠。”
“嗯?”
“你呢?”他问,“你有冇试过,做唔到自己想做嘅人?”
杨贞楠的笑容僵了一瞬。
这一瞬很短,但她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整整一拍。
她当然试过。
她那年站在父母葬礼的照片前面,看着两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变成了黑白遗像,她就想做一个好人。
她想做一个像父母那样的警察,维护正义,保护弱小,把那些坏人一个一个地送进监狱。
后来她长大了,考进了警校,用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训练,咬着牙通过了所有考核,终于穿上了那套警服。
然后她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是抓坏人——是在骗人。
是在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去收集证据,去接近他的世界,然后把他推进深渊。
她知道这是正义,这是任务,这是警察的职责。
但她也会在深夜里睁着眼睛问自己——如果我妈在天上看着我,她会怎么想?
“试过。”她听见自己说。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戏,还是在说真话。
“点样?”陈楚江问。
“咪就系……细个嘅时候想做一个好人咯。”她耸耸肩,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不值一提的小事,“但系好人好难做?。你做一次好人,啲人就以为你次次都会做好人。你做错一次,啲人就话你一直都系坏人。咁不如一开波就做个衰人,起码唔使俾人指指点点。”
她说完之后自己都愣了一下。这段话不在剧本里,是她临时编的,但编得太真实了,真实到像是从心底某个角落里自己跑出来的。
陈楚江看着她,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很深,像是透过她那张嬉皮笑脸的面具,看到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