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里的人都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没有人主动提陈楚江的名字。
陆青青偶尔会在午饭时小心翼翼地观察她,在她喝汤的时候欲言又止地张一下嘴,然后又低头扒饭。
付冠宇每次有新的数据分析结果时,都会用一种尽量公事公办的语气汇报,不说任何多余的话,连平时那种调侃式的俏皮话都省了。
周驰不再在她面前转笔,也不再大嗓门地拍桌子——有一次他在走廊里跟人讲电话,说到“江少”两个字,突然看到她从旁边经过,立刻把电话挂了,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阿楠姐我唔系故意嘅”。
她看着他那副犯了错的样子,忽然想笑——她已经很久没有觉得什么事情好笑了,但那一刻她真的觉得好笑。
她伸手拍了周驰的脑袋一下,说“你惊咩,我又唔会食咗你”。
周驰揉着后脑勺,如释重负地咧嘴笑了。
赵家明在一次例会结束后把她单独留了下来。
他给她的保温杯里加了一次热水,然后靠在窗边,用一种她很少在这个老警司脸上看到的温和语气说:“阿楠,你知唔知你寻日开会嘅时候,连续讲错咗两次码头嘅位置名?你将流浮山讲成咗流山,将海辉码头讲成咗海港。呢啲错误以你嘅能力同专业性,系绝对唔会发生嘅。”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对唔住”。
赵家明摇了摇头,说“我唔系要你道歉”,然后建议她休一个长假,去外面散散心。
她说她考虑一下。
考虑的结果是不休假。
她知道自己的状态出了问题——开会走神,码头名字讲错,偶尔在走廊里走着走着会突然记不起自己要去哪个科室。
但她更知道,如果现在休长假,她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那盆绿萝和天花板上的裂缝,把那些画面从头到尾再咀嚼无数遍,直到它们变成一种慢性的、不致命的、但永远治不好的内伤。
工作至少能让她从自己脑子里逃出来几个小时。
工作至少能让她觉得,她仍然是一个警察。
佘曼从不过问她和陈楚江的事。
这是佘曼式的关心——不是追问,而是沉默的陪伴。
她知道佘曼在用自己的方式守着她:中午吃饭时把她喜欢的叉烧夹到她碗里,她加班时不动声色地在她桌上放一杯热柠水,下班时在走廊里说一句“顺路送你返去”然后一路无话地送她到西环。
这种沉默里有一个等了五年的人的理解——杨贞楠知道,她不需要说,佘曼都懂。
那天下午,杨贞楠被派去深水埗跟进一宗小案子。
一个关于外围赌波的线报,和陈氏没有直接关系,是另一个小型团伙在深水埗的旧唐楼里收波缆。
这类案件在O记的日常工作中占了大半——不是每一件都涉及三十亿的洗黑钱和总警司级别的腐败,更多的就是这样的小案,琐碎、重复、但仍然需要有人去做。
本来不该她负责的,但组里人手不够,赵家明问她能不能跑一趟,她说没问题。
整理笔记本、带上录音笔、检查证件和手铐,全部动作在三分钟内完成,像一台被反复训练过的机器。
深水埗的下午喧嚣而拥挤。
鸭寮街两旁的摊档挂满了二手电子产品、翻版光碟和各种来路不明的电线插头。
空气里混着油炸食物的焦香、海鲜档的腥味、以及旧唐楼墙缝里渗出来的霉味。
街市里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卖袜子的阿婆用沙哑的嗓子喊着“十蚊三对”,卖手机的摊档在用扩音器循环播放“最新型号,四频GSM,有蓝牙有WiFi”。
这些声音织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把整条街罩在里面。
杨贞楠和一个军装同事在后巷里蹲点,等那个收波缆的嫌疑人出现。
后巷很窄,头顶上密密麻麻地挂着晾衣竿和乱糟糟的电线,几只苍蝇围着一个装满垃圾的黑色塑料袋嗡嗡地转。
旁边那栋旧楼的排气管正好朝后巷喷着热烘烘的油烟,每一次排气都让整条巷子多一层油腻腻的气味。
军装同事是个年轻小伙子,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紧张得手心出汗,每隔几分钟就问她“阿sir,目标会唔会唔出现”。
她没回答,只是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巷口的每一个动静。
她的样子和三个月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外貌——外貌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利落的马尾,还是那双磨了边的马丁靴,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风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