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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点的事情（第2页）

大学毕业后，萨参加了一个和平军团，一种非奇妙，有价值的经历，那加强了她分享经历世界的习惯，在那儿“边界”可以说是可以渗透的。在和平军团，个人的职业和个人的生活是没有边界的，和村民交换经验、想法和感受是任务成功完成的关键。其他志愿者会来到萨极小的房子和他渡过一个晚上的时间，萨也会那样做。村民很喜欢家庭，也把和平军团的志愿者当作他们的家庭成员。萨从一个真正的家庭来到了大学中朋友的家，然后又去了另一个和平军团的家。

在我们的经验中，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往往是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期间，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在教育体制上——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学校，他们很重视他们的想法、问题以及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刚毕业的学生和教师助理通常在年级上只相差一年，所以前者和后者之间的约会是很频繁的事情，甚至大一新生也可以因为一个问题和想法而接近教任或教导主任。与此相反，一个组装线上的工人或是定单送货员就不希望同计划的设计者或商业领导者会面。如果他们有什么事想说的话，他们往往会通过书面形式或者先告诉车间主事或他们的上一级监督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用不说话的方式表达他们有一些想法。对于有些已经倾向于忽视边界的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支持了他们的观点“规则已经被打破了”，边界消失了。

萨并不天真的认为商业的世界与和平军队是相同的。她清楚地知道利益动机与非获利组织的利他动机之间的区别。但是在没有边界的背景里生活了二十五年之后（家庭、学校、和平军团），她已经认识不到，她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分割的世界，家是一个地方，办公室是另一个地方。办公室也是被分割开的，CEO经过公司的日常道路是不同于其他职员的。在行政人员与中层管理者之间和中层管理者与工人之间都存在着界线。

公司里的自由之嘴

在一些公司里，隔间或阶层是很明显和固定的。高级行政人员有自己的用餐单间和自己的停车场。他们的办公室都在“第十四层”，一个让下属们敬畏、羡慕、恐惧的地方。在一些公司里，分离更细，公司的图表是平面的，每一个位于最低层位置的人都得在同一个自助餐馆用餐。

还有，甚至在非常随意的公园里，从上到下的雇员也都能看见边界。在调查部门的一个程序管理员不会随意地走向CEO的办公室，问他以前是否在晚上MPBS中作过客，CEO不会在停车场去接近一个工薪人员和他闲谈她的高尔夫球游戏，但是缺乏边界感的人既认识不到结构严紧公司里的具体的边界，也认识不到那些公司里的微妙的路标。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存在的“大学的”气氛往往会扩展到行政领域。我们的一个同事离开了一切为了利益的商业界去了一所大学的研究中心，在那儿她不仅惊讶于不拘束的、自由的界线，还惊讶于伴随在每个人身上的“好事倾向”。“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在这个职位一个月后。“他们处理每一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每件事情！”我们花大部分时间确保每个人同意，每个人都感觉良好。

很明显在一个文化领域被接受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完全被禁忌的。在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的不同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文化景中，什么是允许谈论的是很不同的。我们刚作过咨询的一家委托公司是一爱南美公司的附属机构，在美国的公司的大部分雇员都来自于他们的家乡，在这些人中讨论的让们感受非常舒服的话题大部分是他们美国同事所禁忌的，（讨论妇女穿得怎么样，他发现谁吸引人、谁和谁正在约会等等），而实际上，他们所讨论的是对美国文化的一种侵犯。

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不同的公司文化也会加强交往的办线，不同的工作性质会给那些缺乏边界感的人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公司工作一般的律师顾问办公室会出现极端的例子，处理敏感的法律问题在界线保持上要求极高。一句语言上的遗落可能会导致正当权利的丧失，取胜的失败或者内部的交易丑闻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和惩罚的换位——更深远的，可能导致刑事拆讼。

另一件事就是在营销部门工作，但并不是因为一些人觉得那样——成功的推销人员往往海阔天空的侃个没完，与遇见的每个人都建立起关系。优势来源于处在公司之外，尤其是出售短销售周期商品时，这样使适合这种模式的人在以下两个方面保留了面子。一个与在公司之外销售产品有关，因为不在办公室使他或她极不可能谈太多不合适的话语。另一方面，出售短销售期的商品的优势在于销售员在短期内与许多客户保持业务关系，例如波音公司的一个推销队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与日本航空公司行政人员培养了融洽固定的合作关系，使其一次出售数量喷气式飞机。通过减少与每个顾客的接触，符合这种模式的人使减少了损失。（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符合这种模式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有号召力，感染力，获得巨大的成功。）

人闪对这种行为人的人的最初回应是积极的。这种人经常被看作是新鲜的空气，有些人的坦白和热情是很吸引人的。他们如此自我揭发的事实能够引起积极的回应和回报性的揭发。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这种回应最终变得消极。首先，同事们都很明显的认识到，这种分享的揭发并不是真正的亲密——这种人把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每个人。后来同事们对这种分享感觉不是很舒服——因为这是一种太公开的分享——最后，人们开始恐惧分享类似的细节，因为这种人没有边界感，渴望得到别人的隐私。

我们的一个委托人夫兰克，曾经在一家大型消费着商品生产公司工作了不到一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认识了每个人。他非常高兴地到处介绍自己这位新来者，去办公室分享饮水机，夫兰克了解一大堆别人的信息和计划：哪一个部门正在想一个策略轮班，谁要被升职，谁要被降职了等等。假如他的行为方式是一般慷慨的话，夫兰克可以在公司里交到许多朋友。可预料的是，当某些消息传到夫兰克正在讨论的人的耳朵里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夫兰克谈论了太多太广的话题，关于他的社会生活（为什么我就不能碰到我喜欢她，她喜欢我的人呢？等等）他与母亲的关系，他的朋友，他的治疗，所有这一切似乎创造了一种新人对他周围的人的亲密感，但是后来每个人都了解到，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夫兰克的生活经历。

此外，夫兰克误传的消息就像他传递的消息一样多。在公司里以他的职务和时间不知经历，他是不会遇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物的，但是他也会偶然注意到，听到一些没有价值的内容，他总是把它们夸大然后把它们作为真理告诉大家。结果呢？人们发现他的估计总是出现错误。他们还发现，当他是正确的时候，他往往不会大声声张。

最后，夫兰克和公司分道扬镳了，就像在许多环境的许多例子一样，分别通常是友好的，夫兰克被认为是一个带有良好意图的文雅的人，工作努力的人，所以，人们对他并没有非常恶劣的感受，他们唯一的感觉就是你不能相信，也不能去传递他得来的消息。

如果有这种行为的人很年轻或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往往会得到谅解。“他们还没学会，”管理者和同事想，“他们会调整好的，同时我将给他一点儿暗示告诉他什么适合讨论什么不适合”。那种谅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人在大学毕业后几年也许才会变好。

陷入这种行为模式的人如果能够学着调整他们的行为，控制他们的个性的话，他们可能会在商业界非常成功。他们需要学着熟知公司的文化和其他人的办事原则。在气质上，他们有很严重的不足，公司结构等级越严紧，这种行为给他们带来的损害越大，就像我们在前面提过的，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德·麦克克莱德曾经对许多人的工作上的行为动力进行过描述：权力的需求、成功的需求、联照的需求。自由之嘴的人就是被联盟的需求所驱动的，他们渴望成为队伍群体或组织中的一员。他们对和人们联系亲近有很深的渴望。与之相反，在商业界的经纪人和行政官的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第一是对权力的需求；第二，对成功的需求。对联盟的需求被放在最后一位，然而，在商业者，对哪些对联盟有高需求的人来说，那种需求被并不会驱动他们行为的方方面面。

举个例子，亚特就曾跟自由之嘴做过强烈的斗争。以前少年般的热情和魅力不久便慢是消减了。亚特意识到除非学会更好地了解控制自己，否则他向管理层发展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他在一家大广告公司工作，是创意性的工作。在这个公司里界限一般不清晰，但亚特竟设法突破了这个困境。幸运的是，他的经理清楚地讲到的一些话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亚特也喜欢这份工作，甚至胜过一切。结果，他努力不懈（以及他的经理持续鼓励）直到现在。

离开和平军团之后，萨又去了一家公司工作，但不久就离开了。她发现在管理培训的过程中教官“太严厉”了，她的上司是“不可接近的”。（他们感觉不到像家一样）当她接近三十岁生日时，她被雇佣到这家旅行代理机构工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萨都因为工作而受到表扬。她非常聪明，表达清楚，而且很富有经验；她真心的照顾人们，毫无疑问，她从委托人那里很快就学到了许多东西。她知道谁对哪些食物过敏，谁对特别的飞机敏感，谁对哪种类型的旅店不满意。她早早地就收集到了这些信息，因为她把自己的尝试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告诉了她的委托人，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一切告诉了她。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描述的，萨不知道在哪分清界线，在哪应该在个人和工作，公共和私人做必要的区分。她的同事们，像男士和女士一样，统一穿着工作服。萨每一周至少两次让她的儿子穿牛仔裤和高领毛衫。她的孩子几乎每次都是穿得最体面，但是萨给与孩子的时间总是最少的。代理机构的主席总是尽力通融雇员们，他曾经告诉萨，如果有紧急的事时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但是她总是找可靠的保姆来带孩子。萨回绝了主席，好像作为她的老板，她只能那样说一样，但是事实上她愿意那样做。

就像一个友善的挽救者，萨希望去了解办公室的每个人，她把自制的饼干和水果带进来，把它们分发到办公室的咖啡桌上，并且表现出友善的表情，同事们私下里认为，那也是一个浅薄的表情，如果代理商注意公司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惊讶。

如果有人沮丧或情绪不正常，萨总是说最大的努力使他们高兴起来。同事们也因此喜欢她，并对她有相当高的评价。但是她总是想知道比他们想说的还多的关于他们的困扰。萨也很主动地告诉他们什么在困扰她，（包括她与她丈夫的问题）——远远多于他们想听的。时不时的，萨的丈夫就会来办公室接孩子，她的同事为此感到困惑。他们早上听萨谈论他们的婚姻，下午就看见她丈夫，他们还得假装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问题，他们感到很尴尬。

他们知道的关于萨的想法远远超过了他们需要或想知道的。萨不能怀孕，所以她和她丈夫去了一家生育诊所，萨把怀孕之前他们经历的事情全部详细的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使她的同事感觉很别扭。但是因为她在精神上如此慷慨——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老板忍耐了这一切。

后来，萨的侵害行为变得不只是令人不舒服，而且给公司带来了不利。她开始在其他代理商面前谈论她的委托人。例如，她在和一个委托人会面后打电话，并没有特指的说，“我希望她不要在那样的天气下乘飞机，”或者“那段婚姻不能再持续了。”主席偶尔听到了萨的情况，把她叫到了办公室，严斥了她。萨坚持她没有犯错误，每个人都有问题，那不是她的错，她的委托人信任她，若数还击，她的作法超出了公司的界限。萨还是不同意，但是她保证以后言谨慎，当然了，在那次晚会上，萨闲谈时谈到了她的委托人的到新加坡的飞机，她打破了她的许诺。那就是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