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蓉的课题和我不同,却经常一起泡图书馆,面对面坐着,一人一台电脑。
累了就下楼买杯咖啡,站在走廊里发一会儿呆。
她会说“再熬两周就能初稿”,我会回“希望如此”。
那种被共同目标推着往前走的感觉,很普通,却很踏实。
男友还是会来。
有时周末,有时期末周的间隙。
他带我吃饭,听我讲毕业设计的进度,也会说他自己的事。
我们还是会做爱,频率不高,过程温和。
他问我“最近是不是好一点了”,我点头。
确实好一点了。
不是完全忘记,而是被新的日常慢慢盖住。
盖住之后,呼吸都顺畅些。
另一部手机仍在箱子底层。
我很少拿出来。有一次整理东西时碰到,屏幕黑着,像一只沉睡的眼睛。我看了几秒,又把它塞回去,用一摞打印的资料压住。
何蓉有一次问我:“你以前是不是遇到过什么不太好的事?”
我手一顿,抬头看她。她没有追问的意思,只是很平常地看着我。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过。现在好了。”
她点点头,把话题转到明天的驾校预约上。
没有深挖,也没有刻意安慰。那种被接住、却不被追问的感觉,让我心里松了一下。
毕业季的空气里渐渐有了离别的味道。
有人开始投简历,有人准备考研,有人已经定了工作。
我和何蓉还在改论文,改到深夜,眼睛酸,就互相督促“再改一版”。
有时候改着改着会聊起以后,她说想回老家考公,我说还没想好。
话题散开又收回,最终都落回眼前的字数和格式。
日子就这样往前走。
新的宿舍、新的朋友、新的忙碌。
抑郁的阴影没有彻底消失,却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压着。
偶尔还会做那些旧梦,醒来时会出一身汗,但只要看见宿舍里何蓉的床铺,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就能慢慢把心跳按回去。
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走出来。
可至少,在这一段平淡而充实的日子里,我能正常地吃饭、学习、和朋友并排走路,能在被精神小伙骚扰时只觉得厌烦而不是恐惧,能在男友问“好一点了吗”时,诚实地点头。
毕业设计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
我把初稿发给导师,然后在图书馆的位置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何蓉从对面抬头,冲我扬了扬下巴,意思是“也快了”。
我点头。
窗外的光很好。
而箱子底层的那部手机,仍旧安静地躺着。
像一段被暂时搁置的、尚未完结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