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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示己之诚疑人显己之诈 原文（第2页）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

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余日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曰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间，无时不以“做一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

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

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

曾国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

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

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