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已经替她想好了,觉得那样也没什么。
她把麻绳打了一个结,拉紧,抬起头来。
“是我儿子。”她说。
声音还是软的,低的,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阿婆愣了一下,张着嘴,眼神变了,目光在我和她的脸上来回转了两圈。
她是老街上的人,二十多年前的事,她多半记得。
她什么也没说,接过纸包,撑着伞走了。
花伞很快拐过了桥头。
她站在裁衣台后面,手指还捏着那截剪剩的麻绳。她没有转头,耳根却红了,一直红到脖子。
我坐在那里,胸口又闷又烫。二十二年来,头一回有人当着外人这样说我。
……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说我得走了,文保所给我在镇上的招待所订了房间。
她“嗯”了一声,送我到门口。我撑开伞,正要跨出门槛,她在身后叫住了我。
“那个招待所……”她犹豫了一下,“上个月贴了告示,说要拆,好多房间都封了,漏雨。”
我回过头。
她站在门里,半边脸被屋里昏黄的灯光照着,另半边隐在暗处。她的手扶着门框,指尖抠着门框上一道旧裂缝。
“楼上有个阁楼,空着,”她说,声音越来越低,“收拾一下就能住。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说完她就低下头去,等着我回绝。
雨落在伞面上,噼噼啪啪地响。河对岸的人家陆续亮起了灯,倒在水里,被雨点打碎,又拼回去。
“好。”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
阁楼在二楼上面,要从一道很窄的木楼梯爬上去。
她在前面带路,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提着旗袍的下摆,九公分的细跟落在木楼梯上,哚,哚,哚,比在石板上闷,每一级都落得很稳,鞋尖先着,后跟才放下去。
我跟在后面,拎着行李箱,鼻尖几乎碰到她的发髻,白兰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她每上一级,旗袍下摆就往上提一点,裹着肤色丝袜的脚踝在我眼前一抬一落。
我心里没来由地一跳,赶紧把眼睛挪到扶手上去。
阁楼不大,斜顶,最高的地方我能站直,最低的地方要弯着腰。
地板是旧木头的,踩上去会轻轻地响。
一扇小小的老虎窗朝着河,推开来,就能见到河面和对岸的屋顶,雨雾里,黑瓦一层压着一层。
屋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是空了好些年的样子。
窗台上没有一点灰,墙角立着一张单人床,床头放着一只樟木的小柜子。
她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一个枕头,被面是靛蓝色的土布,印着细碎的白花,叠得方方正正。
她跪在床边替我铺床,把被角抻平,又把枕头拍松,放正。我站在一旁,想帮忙,又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
“被子是新弹的,”她低着头说,“去年冬天弹的,一直没人盖过。”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在去年冬天给一个空阁楼弹一床新被子。
她铺好床,站起身来,把旗袍下摆的褶子理平。她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过头,嘴唇动了动。
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