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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临摹壁画（第3页）

对方就开始询问他们的参观情况。

蔡维棠忍不住说道，“小苏老师，確实有不少的发现。”

这话，顿时引起常书鸿的好奇心，“什么情况？早上逛一圈，就有发现了？

”

然后，蔡维棠就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苏亦的发现，尤其是提及苏亦通过上寺大殿绘画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图与下寺的绘画相互验证，最终证明斯坦因在书中说谎的时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体一样，越说越激动。

常书鸿听完蔡维棠的解释，也满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馆，你通过《牛车图》以及《新唐书·舆服志》的记载，论证阿史那忠墓的迁墓时间，我当时也满是意外。没有想到你才刚到莫高窟，就给我带来惊喜了。”

“我这就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常书鸿摇头，“你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相当於给我们又开创了一个研究方向。

同样，你重视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研究，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对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护了。

不管上寺、中寺还是下寺，其实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过去那些年，因为住宿条件有限，我们確实在人为的改造这些寺院建筑內部布局。

这个是客观条件所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前国家也提倡古为今用，建筑群也要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没有错，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之中，我们確实忽略对於它们的保护，甚至，对於三寺早期的建筑群，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测绘，並没有把它们的原始数据保留出来。

这確实是一种疏忽。”

苏亦也没有想到，蔡维棠的一通话，会让常书鸿有这样的反思，也算是难得。

他想宽慰对方，却又不知道说啥。

毕竟对方说的就是实情。

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这边完全就属於三寺管理时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时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与其徒弟徐汉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国年间任敦煌僧会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他以僧会司兼理工程，可见易昌恕在当时敦煌也小有名气。

后来他与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后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室。其后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独上寺较晚才收归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经营。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时代，三寺的生活维持均靠化缘、民间香火供养及自足，因此当时三寺的建筑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与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遗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马房今虽不见。

还有当时整个莫高窟南区一千余米的洞窟区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上寺主管九层楼大佛殿以南，中寺为大佛殿至古汉桥一段，下寺管理古汉桥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为各自辖区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钱。

辖区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为易喇嘛所管范围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层楼之后，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备，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张大千、常书鸿的到来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没有正式纳入国有的时候，管理体系有点乱。

纳入敦煌艺术研究所管理之后，研究所这边忙於对洞窟的保护与研究，確实疏忽了对三寺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毕竟在他们这些艺术家看来，三寺建筑与歷史过於稀鬆平常，没有太多值得研究与保护的地方。

然而，现在苏亦这个北大的天才少年，一来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画与彩塑，而是三寺建筑歷史以及王圆籙，如何让常书鸿不意外。

意外之余，他也开始反思。

既然对方开始反思了。

苏亦也就顺著这个话题继续延伸。

“我是这样觉得的，咱们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现在稀鬆平常的建筑群，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文物，毕竟，后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离不开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们，而，要研究你们必然就会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这样一来，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重要性，肯定会凸现出来。”

“所以，你就开始未雨绸繆？”常书鸿笑道。

苏亦摇头，“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欢古建筑以及绘画，就开始观察这些，然后观察的过程之中，就联想到向达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再跟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两位师兄的討论之中，就发现斯坦因在书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与王圆籙的可能性。而要证明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画、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圆籙本人的生平，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总不可能说，未来敦煌研究院要修缮全面修缮三寺建筑，还搞出来各种陈列馆吧。

这些不能说。

只能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书鸿恍然，接受了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