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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此生应该来一次莫高窟（第7页）

因为敦煌遗书，敦煌学由此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再加上1901年发现的中国境內之古外族之遗文，可以並称档案领域“五大发现”，实际上，这就是当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给学生讲学总结出来的。

而在敦煌学的研究之中，其中罗振玉起到的作用最大，而王国维作为他的助手，也同样有非常大的贡献。

当然也不局限於他俩，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陈寅恪、向达、姜亮夫、王重民这些重量级的敦煌学学者，他们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为此后敦煌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因为藏经洞快7万件文物，有70%流散海外，才有陈寅恪说的那一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对於考古研究人员来说，没有这些文书咋办？当然也可以开展相关的工作。

石窟寺考古，跟敦煌学，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至於考古学，其中最重要的，莫过於对敦煌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可以说，除了发掘各种洞窟遗址，对於石窟寺考古研究来说，断代与分期研究才是重中之重，也是基础性的工作，不少中外学者都做相关研究。

然而，这个方面也不容易。並不是每一个洞窟都像17窟一样，有明確的年代，对於没有明確年代的洞窟，要做断代跟分期，可不容易。

不仅需要参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还需要通过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因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敦研所这边成果並不多。

樊瑾诗感慨，“这项工作，我们做的也比较艰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出来。”

说到这里，她满是苦涩。

可以说，从63年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她写出来的文章少的可怜。

“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只跟马世昌合作写了两篇文章，其中，72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品及其他》发表在《文物》上，然后，75年的时候，才发第二篇《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发表在《考古》上。相比较苏亦，我们的工作不值一提！”

眼前这位少年，才到北大读研不到半年，就整出来好几篇重量级的文章。

甚至，对於稻作起源的研究，成果都堪称世界级，不少研究成果，对於海內外的学者来说，都震惊不已。

相比较之下，她確实感到惭愧。

苏亦见状，忍不住道，“樊师姐，您就不要再捧杀我了。实际上，我的工作也是取巧了，你们的工作，属於慢工出细活，需要水磨工夫。”

汪泞生也说道，“那么多洞窟的断代与分期，確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方面，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採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內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別，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

又作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係，这可不容易。

主要是我们对壁画研究没有那么深入，这样一来，苏亦师弟这样的天才，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赵殿增说，“这个方面可以將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係，並以遗蹟的叠压层次关係，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从这一点来说，小苏，確实是最合適的人才，他不仅懂考古还懂美术。”

这两位说的都是考古学传统的研究方式。

就是通过类型学及层位学进行研究。

当然，这些是针对没有年代信息的洞窟。

只是，没有想到这两位聊著这么专业的话题，也能把苏亦牵扯其中，让旁边的蔡维棠忍不住望了苏亦好一阵。

这少年，確实有一种魔力啊！

樊瑾诗笑道，“我们也確实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標尺，结合歷史文献断定洞窟的绝对时代。不过因为洞窟太多，人手又太少，一直没有办法启动，要有苏亦师弟的加入，那就太好了！”

实际上，对於洞窟断代与分期，除了常规的类型学以及层位学方法，也可以使用美术史的研究方法。

苏亦自然不会留在敦煌莫高窟搞这些洞窟的断代与分期。

嗯，未来不好说，至少现在嘛，不行。

但是，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可以跟樊瑾诗討论一下的。

因此，苏亦也忍不住说道，“我觉得对於洞窟的断代与分期，不应该局限於咱们考古学的方法，也应该考虑一下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莫高窟的壁画以及彩塑太多，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对此，樊瑾诗也是认同的，“我们也在洞窟的调查之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內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內容作为佐证。不过嘛，这个方面，我就不擅长了，段所长对这个方面，很有研究，这也是前几日段所长对你在三清宫的发现非常感兴趣的原因，他也希望你能够结合考古与美术方面的知识，对一些难以断代的洞窟进行断代。”

苏亦笑道，“段所长就难为我了，我现在就半吊子的水平，没法承担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