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头靠在我胸口上。额头贴着锁骨下方的凹陷。不是听心跳。是听声音。
“那天晚上你来了。你推着餐车。你说。二十六年前他让我替他守。今晚你替他拿。”
“我记得。”她的声音闷在我胸口。
“那天晚上,把我从恨里捞出来的人是你。”
方咏珊没有说话。她的手从我后背滑下去。放在我皮带扣上。没有解。只是放在那里。隔着裤子,手指微微蜷着。
“若诗说。她是为了留下来。你也是留下来的。但留下来的方式不一样。她是替你爸留。你是替我留。她守证据。你守整个家。她守了二十六年,你守了三十四年。她快死了,头发掉光了、胆汁吐干了、还在跟护士说。别让砚清看我这样。你在我骨头里活了三十四年,活成井水,活成桂花树,活成厨房里永远不关的灯。然后你问我欠不欠。”
我把她的下巴托起来。看着她的眼睛。眼眶红了。但她没有躲。
“欠。太欠了。方咏珊。我欠你三十四年的晚上。你一个人在毕架山的一楼翻《资治通鉴》。我爸在养和躺着,我在二楼睡着,若诗在隔壁守着。你一个人在灯下面看书,看了三十四年。手指划在字上,连翻页都不敢出声怕吵到我。”
她的眼眶碎了。眼泪从下睫毛的边缘直接坠落,掉在我胸口上。我不想问。我只想还。
我把她抱起来。
她比以前轻了一点。
不是瘦了。是肌肉松了。
五十二岁的女人抱起来是软的。
不是少女的轻,是岁月一层一层压下去之后那种棉花般的韧。
我把她放在床上,酒店的白床单浆得很挺,折角压得方方正正。
她的头发散在白色枕头上,深棕夹白丝。
台灯是暖黄的。我把灯光调到最暗一档。她不喜欢太亮的光做这种事。在毕架山一楼做的那两次,她每次都把窗帘拉得很紧。
“这里不用拉窗帘。”
她说。
“新加坡。没人认识我们。”
她坐在床边上,把腿蜷起来。
赤着脚,脚趾上涂着透明指甲油。
来的前一天晚上在香港涂的。
我看到了,倒在书房外面走廊的飘窗下边。一双小方瓶,透明的扁方瓶,大肚瓶,小金盖子。
她这辈子没涂过指甲油。
她以前的脚趾甲是素的,剪得很短,干干净净。
那瓶指甲油是她从方若诗抽屉里拿的。
方若诗很久以前在铜锣湾一家日系生活店里买的,透明的,说涂了像没涂但会亮。
方若诗化疗之后再也没涂过。
她把那个小金盖子重新拧紧之后放在了镜子边上,离开的时候又拿走了。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隔着亚麻旗袍。她的手指展开,压着小腹。动作跟方若诗在病房里压制止恶心的手一模一样。
“你今天见到陆永昌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怕你。”
“后来怕了。”
“你有没有怕过。”
“有。”
她把手从自己小腹上移开。放在我手上。看着我。“怕什么。”
“怕回不来这里。”我把手覆在她手背上。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蜷了一下,像一只很小的动物在窝里翻了个身。
“怕回不来这里的意思是。怕回不到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