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还是一张白纸——至少在这件事上是一张白纸。
她的卧底档案上写着“适合执行高风险渗透任务”,赵家明在那行字下面签了名。
她当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爱情不过是任务中的一种工具,觉得她的心是一块铁板,谁也钻不进来。
现在她知道那块铁板早就被钻穿了。
钻穿它的不是黑帮太子的权势和金钱,而是一个会在台风天开车穿过半个香港来陪她的男人。
一个在冰箱里放蛋挞、在便条上写“食晒佢”、在深夜里发短信说“今日好攰,见到你就唔攰”的男人。
一个把高中毕业照放在书桌上放了八年的男人。
他说“我等你”,她让他等了一场空。
佘曼从后面追上来。她走得很快,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又急又脆,在空旷的走廊里激起一串回响。“我送你返去。”
“唔使啦。”
“我送你返去。”佘曼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不是请求,不是商量,是命令。佘曼式的命令——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执行。
杨贞楠没有再推辞。
她知道佘曼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会问“你还好吗”,不会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会给她任何一个虚假的安慰。
她只会用行动告诉你,我在这里。
这是佘曼式的关心,是十三年的警察生涯磨出来的坚硬与柔软,比任何语言都有力。
车子在西环的窄巷里穿行。
台风过后的街道还有些狼藉——几条横巷里堆着被风吹断的树枝,清洁工人把它们堆成一堆,还没来得及运走;一家茶餐厅的招牌被风吹歪了,斜斜地吊在骑楼底下,用铁丝临时绑着。
深夜里,没有什么人。
只有几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听见车声也不躲,只是懒懒地转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舔自己的爪子。
佘曼开着车,电台里播着一首很老的英文歌,音量调得很低,低到几乎听不清歌词,只有模糊的旋律在车厢里飘荡。
她没有说话,杨贞楠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穿过西环的旧街,穿过那些被台风洗刷过的老榕树和被雨水浸湿的旧唐楼,直到车子停在杨贞楠住的唐楼楼下。
杨贞楠推开车门,正要下车,佘曼忽然开口了。
“阿楠。”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嗯?”
“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佘曼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夜色,手指搭在方向盘上,没有转头,“真正嘅勇气,唔系唔惊,系惊嘅时候仲继续向前行。”
杨贞楠站在车门口,一只手扶着车门,另一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指尖在口袋里碰到了那个冰冷的金属打火机。
她看着佘曼的侧脸——那张永远冷静的面孔在暗黄的路灯下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温度。
“晚安,曼姐。”她说。
“晚安。”
佘曼看着她走进铁门,听到她的脚步声一级一级地敲上楼梯,然后三楼走廊尽头的灯亮了。
她这才发动引擎,缓缓驶出巷口,尾灯在夜色中渐渐变暗,最后消失在转角。
杨贞楠回到房间,没有开灯。
脱掉风衣,把钥匙扔在桌上,摸黑走到床边坐下。
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长的金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