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江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极其细微的弧度。
那个弧度太轻了,轻到如果他自己照镜子,可能都看不出来。
但他感觉到胸口的某个位置轻轻地震了一下,像琴弦被拨动之后嗡嗡作响的余韵。
他被这句“好麻烦”撞了一下心脏,余韵持续了整整八年开始。
十月初,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
陈楚江考得不错,全班前五。
他对成绩没有什么执念,只是觉得既然花了时间,就不应该浪费。
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一个人写完作业、一个人把考卷收进抽屉里。
没有人会帮他检查功课,也没有人会夸他考得好。
他父亲只会在他每次要钱的时候给钱,然后说一句“唔好搞事”。
后来他也习惯了——考第一和考倒数第一,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
发考卷那天,语文老师点名表扬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
他低着头接过考卷,没有看任何人。
下课后,杨贞楠经过他座位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他吓了一跳,本能地把考卷翻了个面,以为她要嘲笑他的成绩——虽然他不觉得考得好有什么好嘲笑的,但在这个班里,成绩好和“古惑仔个仔”这两件事拼在一起,只会变成别人嘴里更难听的闲话。
“喂,”她歪头看着他,“你作文写得几好?。”
陈楚江愣住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学会了怎么在父亲的马仔面前保持沉默,学会了怎么在警察上门时面无表情,学会了怎么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中假装听不到。
但没有人教过他——当一个女孩子夸你作文写得好时,你应该说什么。
“随便写写。”他说。
“随便写都咁好,认真写咪得奖?”她笑着拍了拍他的桌角,走了。
陈楚江低头看着自己的作文本。
那是一篇关于“家”的命题作文,他写的是母亲。
写她唱歌的样子,写她最后一次握他的手,写她临终前说“你要做一个好人”。
他把这些写在了作文里,因为他不知道该对谁说。
老师在上面用红笔批了一行字——“真挚动人”,旁边画了一颗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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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她把卷子发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来得及看。
然后杨贞楠走过来,说“你作文写得几好?”。
他忽然觉得有点透不过气——像胸口被人轻轻按了一下,不疼,但有感觉。
她把他的伤口夸了一遍。她不知道那是伤口。他也不会告诉她。
十月中旬,学校搞大扫除。
每班分配一片区域,陈楚江被分去擦走廊的玻璃窗。
他擦得很认真,抹布拧得半干,沿着窗框一点一点地抹,不留一点水渍。
旁边有几个男生拿着扫把在打闹,扫帚柄敲在彼此背上发出啪啪的闷响,闹得走廊鸡飞狗跳。
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地擦窗。
杨贞楠负责扫地。
她扫地的姿势和擦窗的男生们完全不同——扫把在她手里像一个临时征用的道具,她拖着扫把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一边扫一边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