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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窃的信（第4页）

我不过是笑笑罢了，但是他好像非常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一切。

“这样的话，这些措施，”他接下去说，“本来都是好的，并且执行得非常好。它们的缺点就是在于对这个案子以及这个人不可以适用。而对于这位警察局局长，一套极其别出心裁的计策，可以说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比喻生搬硬套，强求一致的措施。

]，而他偏要让他的计划适合这套计策。他处理他手上的案件，却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比他头脑都清楚。我于是就认识一个八岁的小学生，也就在玩‘单双’游戏的时候，他猜得非常的准，并且还引得人人都钦佩。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那么就用石弹子来玩。一个人手里恰好就握着一定数目的弹子，并且还要求另一个人来猜这个数是单是双。假如猜中了，猜的人就会赢得一粒弹子，假如猜错了，他就会输一个弹子。我说的这个男孩子将学校里所有的石弹子都赢过来了。当然了，他猜起来像是有点道理的，如果不是要观察以及衡量他的对手的精明程度。比如，对方就是个大笨蛋，并且还举着握紧了的手来问，‘到底是单是双？’我们的小学生会回答，‘单，’于是他输了，但是第二次再试，于是他赢了，是因为他自己寻思，‘而这个笨蛋第一次用的竟然是双，他那一点狡猾本事只能够让他在第二次用单数，因此我要猜单，’他于是就猜单，赢了。于是，对于比起先的这个笨的更好一点，他会这样来分析：‘这个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单的时候，他之前就想到了第一个念头，也许就是要采取由双到单的简单变化，就像是第一个笨蛋一样，但是他再想一下就会认为这种变化太简单了，他最后还是决定还是像之前那样用双数，因此我要猜双’。他猜双，之后就赢了，这不过是小学生推理的方式。小伙伴都说他‘侥幸’……那么，归根到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那不过是，”我说，“推理的人原本有设身处地去观察他对手的智力罢了。”

“就是这样，”迪潘说，“并且，我还问这个孩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到能完全设身处地地去体察对方，他之所以可以取胜正在于这样，我于是就得到的回答如下：‘我如果想要弄清楚那个人会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好，多么笨，或者多么坏，或者他那个和死后在想什么，我总是要模仿他脸上的表情，会尽可能学得与他一模一样，之后就等一等来看，我脑子里或者心里会产生什么思想以及情绪才可以配得上这副神气，才可以装得一模一样了。’小学生的这样的反应是一切貌似深奥的东西的原因卢歇夫科[生于1613-1680年，是法国的道德学家，曾任法国大臣。]，拉布吉夫，马基雅维里还有康帕内拉，都曾经就被认为有这个特点。”

“并且那些推理的人需要有完全设身处地体察他对手的智力，”我说，“假如我对你理解得非常的正确，这要看他将对手的智力估计得有多么的准确了。”

“然而从实用价值来看，这当然也就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局长以及他的那一帮人经常这么地失策，首先就是因为没有这样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其次就是估计不当，或者更确切地说，压根儿就没有估计他们所可以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那些巧妙主意，就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会想到他们自己会用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他们只有这一点对——而他们自己的智谋也忠实地体现了大众的智谋，但是假如在性质上那个罪犯的鬼主意和他们自己的不一样的话，他会让他们枉费心机的，当然罗，假如比他们自己的高明，那就总会发生这种情况，假如不如他们，那也经常会这样。他们进行调查的原则当让的也是一成不变。最多，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或者也是在重赏的促使之下，他们会将老一套的办法来扩充或者是变本加厉地运用一番，可是根本就不会去碰一碰他们的原则。比如，在D—这桩案子里，有没有尝试过什么事去改变行动的原则呢？钻孔，或者是用探针刺探，测量，只不过就用显微镜观察，还将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编了号的平方英寸，这一大套到底是干什么呢？这只不过是根据那一套对人类的心机的见解，将警察局局长在长期的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样的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更加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还可以是别的吗？你难道没有看出，他那些认为理所当然的，凡是人如果想藏信，尽管不一定去将椅子腿钻个洞，可是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是角落里，这难道不是跟劝人把椅子腿钻个洞来藏信的主意一脉相承吗？你难道也没有看出，这样考究的藏东西的角落只不过就适合于寻常的情况，也许只有智力寻常的人才会采用。可以说，在凡是要藏匿东西的案子里，对那些所隐藏的东西的处理，用这样考究的方式来处理，首先这就是可以想见的，并且本来料得到的。所以，如果想要查出赃物，完全就不必依靠才智，而是完全要依靠追查的人耐心、细心和决心。如果遇到案情重大，或者就从政治眼光看同样的也关系重大，并且赏格非同小可，那倒从来就没听见有在所说的这些条件上失策的。你现在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就例如说，假如失窃的信的确就是藏在警察局局长搜查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而换句话来说，假如藏信的原则就包括在警察局局长的那些原则里，那么，查出信来也许也原本就不在话下。但是，这位长官却是完完全全受了蒙骗。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仅仅是因为D—已经有了诗人的名气。然而凡是笨蛋都是诗人，而这位警察局局长恰恰就是这样觉得的，他只不过就是犯了使用不周延命题的错误，而且还因此推断出：凡是诗人都是笨蛋。”

“但是这一位真是诗人吗？”我问道，“事实上，据我所知，同样是两兄弟，两个人都在文采上非常的有名气。我知道在微分方面这个部长有学术论著，他事实上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非常的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的，既作为诗人也是数学家，他也许是善于推理的。仅仅是作为数学家，他根本就不能推理，也许也要任凭警察局长摆布了。”

“你的这些意见让我很吃惊，”我说，“那可是全世界一向反对的意见。你不是想把多少世纪都可以融会贯通的意见一笔抹杀吧。数学推理早就已经被认为是最好的推理。”

“‘十有八九，”’迪潘于是就引用沙福尔[生于1740-1794年，是法国著名作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杀。]的话回答道，“‘而任何公认的意见，以及任何公认的常规都是非常愚蠢的，是因为它们都只适合群众。’就算你是对的，数学家们也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传播你所指的被一般人接受的错误，但是把它当作真理来传播，错误还是少不了是错误。比如，他们就不惜小题大做，将‘分析’这个词暗暗地挪用到代数方面。而法国人就是这种特殊的障眼法的创始人，但是假如某一名词还多少值得重视的话，假如字眼是由于使用而产生了什么价值，那么，‘分析’就会表示‘代数’，几乎就像人们把拉丁文‘ambitus’当作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i’表示一群高尚人物一样的滑稽。”

“我明白了，”我说，“你要和巴黎的一些代数学家争论一下，但是，说下去吧。”

“对于用抽象逻辑之外的其他任何特殊形式培植起来的理智，我对它的价值，也就是对它的效用，都表示怀疑。我特别怀疑的是，就是因研究数学而引导出的理智。数学就是形状以及数量的科学，而数学的推理只不过就是在考查形状和数量的时候所用的逻辑。之所以会铸成大错，就是在于设想竟然连所谓纯代数的真理也都不过是抽象真理或者是普遍真理。并且这种错误又错得这样异乎寻常，从它一来就为人们所接受的普遍程度来看，我觉得非常令人厌恶。数学的公理并不是普遍真实的公理，比如，就适用于表示关系，表示数量和形状的正确道理，然而如果用在伦理学方面就会往往是大错特错的。而在伦理学上，与其说各部分累积的和就等于整体，那经常就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而在化学方面，这个公理也不能够成立。也就在考察动机的时候，它不可以成立，是因为这两种动机，各自有既定的价值，并且还会把二者结合起来得出的价值或许不一定等于它们各自的价值之和。以及其他的许多数学真理，仅仅就是在表示关系的限度之内才是真理。可是数学家却因为习惯，并且还根据他的有限真理来做论证，就好像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性质，也就正好像是全世界的确都认为的它们都可以被普遍适用似的。在他的十分渊博的《神话》中布莱恩特[生于1715-1801年，是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神话》。]提到一种类似的错误根源，他说，‘尽管异教的传说都是不可信的，可是我们却不断地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并且还将它们当作既存的现实，依据它们来进行论证。’然而对于代数学家，他们既然本身是不相信基督的异教徒，当然‘异教的传说’也是可信的，他们就看而已根据这些来论证，与其说是因为记性不好，还不如说是因为不可理解的一种糊涂大脑。总的来说，我还从没有遇到一个在求等根之外更能靠得住的数学家，也没有哪个不是在私下里坚信，x+2px是绝对无条件地等于q的。假如你愿意，你倒不妨也试一试，就在对这些先生的中的某一位说，你相信可能出现x+2px完完全全就不等于q的情况，在你让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之后，你就赶紧溜走，好让他抓不住你，因为毫无疑问，他是肯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的。”

这最后一句话只让我觉得非常的可笑。这个和死后迪潘继续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位部长就是一位数学家，警察局局长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将这张支票给我了。但是，我知道他既然又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措施就是按照他的智能来编排的，并且还考虑到了他所在的环境。我还知道他还非常善于在宫廷里献媚，与此同时还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阴谋家。像这样的人，以我的估计，不会没有了解到普通的警察行动方式。他当然会预料到，并且事实证明他早就已经料到他会遭受拦路抢劫。我于是又想，他肯定也会预料到他的住宅要遭受到秘密搜查。他常常不在家里过夜，警察局局长认为这一点一定就有助于警方的成功，我却只不过是认为这是诡计，就是向警察提供进行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早一些让他们深信，那封信根本就没有放在房子里，并且G—最后也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认为，关于警察在搜查隐匿物件时候不变的行动原则，这里面有着一整串的想法，我刚才已经费力地向你详细讲过了，我认为在这位部长的头脑里也必然都考虑过这一整串的想法。这肯定也会使他看不中一切寻常的隐藏东西的角落，我也想，他不会是这样不中用的，看不出在警察局局长的探针、眼睛、手钻以及显微镜的检查下，他旅馆里最偏僻、最奥妙的隐蔽的角落事实上就像他的壁橱一样敞开的。最后，我也可以看出来，他也许是要被迫而求其简单了，假如不是有意选择，也会是理所当然的。在警察局局长第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向他提出，这桩奇案之所以使他十分为难，也可能就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罢了，你大概还记得起来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

‘对，”我说，“他笑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真的认为他要笑断肚肠的。”

“物质世界，”迪潘继续说，“有许多以及非物质世界非常类似的地方。所以，修辞学的教条也还有其可信的地方，比如它说，明喻或者隐喻既可用来润色一篇描述，也可以是用来加强一个论点。举个例子说，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上惯性力的原理，好像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物体要比另一个小物体难以启动，而且后来的动量也是和这种困难相称的，这在物理学上是非常真实的，然而在形而上学上，智能较大的有才识的人尽管还在运用才智的时候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持久、更有锐势、更多彩多姿，可是在开始前进的头几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大容易动，充满了疑虑，比较拘谨，这也是事实，并不亚于前者。再说了，你有没有注意过沿街的商店门上的招牌，其中哪一个最有吸引力。”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事。”我说。

“其实有一种智力测验的游戏，”他重新说下去，“这是要用地图来玩。玩的一方就要求对方找出一个指定的字——河流、城镇、国家或者帝国的名称，总之，在地图的错综复杂、五颜六色的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字。玩这种游戏的新手，为了可以难住对方，通常就会都是让他们找字型最小的地名，但是老手却会去选择那种从地图的一端直到另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而这些，就像是街道上字形过大的招牌以及招贴一样，正是因为过分显著，反而没有引起注意。而在这里，视觉上的疏忽以及是非上的失察都可以说是惟妙惟肖的，正是因为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十分明显，十分突出，因此有才智的人在思考的时候反而将它们放过去，不去理会。但是，这个问题，看起来可能是超过了警察局局长的理解能力，也有可能是他不屑于考虑的。他从来就没有想一想这位部长或许甚至可能就把信放在大庭广众眼前，并且还把它当作让谁也不会有所觉察的绝妙好计。

但是我愈是想到D—的勇往直前、敢作敢为、当机立断的智谋，一想到他是怎样打算将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处的，肯定就总是将它放在手边。一想到警察局长得出的明确的证据——信，根本就没有藏在这位尊贵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围之内，我就愈是相信，为了可以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甚至采取了经过周密考虑的精明手段，或者索性就不去把信藏起来。

我于是就拿定了主意，之后就备了一副绿眼镜，并且还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完全是因为偶然，就到部长的旅馆里去拜访。我发现D—恰好就在家，而他正在打哈欠，并且还懒洋洋地躺着闲混，就和平常一样，并且还装出一副无聊之极的神气。就在目前还活着的人里面，也许也可以说，他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了。但是，只有在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会是这样的。

为了应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非常差，而且还为必须要佩戴眼镜感叹了一番。我装作只顾和我的东道主谈天，可我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谨慎地将房间里仔仔细细都观察了一遍。

我尤其注意到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张特别大写字台，在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以及其他的文件，并且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可是，在经过长时间周密的观察之后，我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我于是就用眼睛将房间里巡视了一圈，最终，我的眼光竟然就落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得好看而且不值钱的卡片架之上，架子上拴着一根非常肮脏的蓝带子，恰好就吊在壁炉架中下方一个小铜疙瘩上晃来晃去。而这个卡片架正好有三四个格子，里面就放着五六张名片以及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已经弄得非常的脏，并且还给揉皱了。它差不多已经从当中撕成了两半，好像起初的打算是认为这封信没有用，要将它完全撕碎，但是再想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就这一停手。信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黑印章，极其明显地印着D—的姓名的首字母，这封信就是写给D—这位部长的，纤细的字迹也像是出自女人的手笔。它是非常漫不经心地，好像甚至很轻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面一层的格子里的。

我会尽可能拖长这次访问的时间，一方面我跟这位部长非常热烈地高谈阔论下去，我深深地知道这个题目真的会万无一失，一定会让他感到兴致勃勃，而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事实上都是集中在那封信上。在经过这样的观察之后，我就把信的外表，并且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固地记在心里，并且，我最终就发现了一个情况，让我排除了我原本感到的任何一点的疑问。也就在我仔细观察信纸的边角的时候，我看见边角的伤损几乎就超过了好像是应有的程度。信纸破损的样子，就好像将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之后又用文件夹压平，最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着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就这样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已经足够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封信是翻了个面，就像是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而重新添上姓名地址，并且还重新加封过。于是我向部长说了一声早安，马上就告辞，但是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桌子上了。

我第二天早晨，假托拿回鼻烟壶又回去访问，我们于是又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谈下去。但是，谈着谈着，只听见紧挨着旅馆的窗户下面极其响地爆炸了一声，就好像是手枪的声音，接着之后就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的声音以及吓坏了的人群喧叫的声音。D—于是就冲到一扇窗口，并且还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个时候，我于是就走到卡片架旁边，并拿起那封信，将它放在我的口袋里，与此同时用一封复制的信来掉包（只不过是外表来说），这是我在家里之前就已经仔细地复制好的，而且还仿造了D—的姓名的首字母，我就用一块面团当作印章，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但是你用复制的信来掉包，你是有什么目的吗？”我问道，“你如果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就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那样的话岂不是更好吗？”

“D—事实上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道，“并且遇事沉着。他的旅馆里并不是没有心甘情愿为他效劳的仆人。如果我像你提出的那样轻举妄动，我也许永远不会活着离开那位部长的旅馆了，好心的巴黎人也许再也不会听到有人谈到我了。你是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倾向的，而在这件事情上，我只不过就是充当了那位有关的夫人的坚决拥护者，而这位部长已经将摆布了十八个月，而现在是要由她来摆布他了，他既然没有发觉信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也会继续勒索，就好像信还在手里一样。所以，他也就避免不了要弄得他自己立刻就在政治上毁灭。他的垮台，与其说是一落千丈，倒还不如说是难堪。常言道，下地狱非常容易，这种话好倒是好的，但是，在各种各样的攀缘过程之中，就像是卡塔兰尼[生于1780-1849年，是意大利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谈唱歌一样，升高要比降低容易得多。对于他这样降了格的人，我并不同情他，至少是不怜悯他。他事实上是那种非常残忍的怪物，一个拥有天才而不顾廉耻的人。但是，我也得承认，等到警察局局长称之为‘某一位大人物’的那位夫人可以公然反抗他了，他就只好去打开我放在卡片架里那封信的时候，我倒非常想知道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怎么？你在信里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吗？”

“呃……如果在信封里放一张白纸，那看起来似乎也不妥当……那岂不是侮辱。之前有一次，在维也纳，D—做了一件对我非常不好的事，我非常委婉地对他说，我是应该要记住这件事的。因此，我既然知道他会觉得有些儿奇怪，就会想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认为假如不给他留下一点线索，那么难免就有些遗憾。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于是我在那张空白纸之中抄写了几个字：

“‘…………如此恶毒的计策，如果配不上阿尔特拉厄，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

这些话在克雷比戎的《阿尔特拉厄》里是可以查得出来的。”